因为土耳其是枪杆子下的世俗化，凯末尔手持世俗化军刀，一刀斩断了千年宗教的脐带。伊朗巴列维王朝却手持镀金剪刀，在丝绸与荆棘之间踌躇不前。
凯末尔军刀斩断的是锁链，但巴列维金剪只修剪了羽毛。当历史的硝烟散尽之后，土耳其变成了北约的东方堡垒，号称能造五代隐身机。伊朗则沦为神权政治的孤岛，先进战机仍是芳龄50岁的F-14。
1923年建国后，凯末尔废除苏丹制与哈里发制度，终结了奥斯曼帝国600年政教合一传统，激进程度远超欧洲宗教改革。取缔宗教法庭，确立政教分离原则。立法权归世俗化国民议会，以欧洲法律为蓝本制定民法、刑法和商法，取代伊斯兰教法。
禁止一夫多妻制，赋予女性投票权、受教育权及公共就业权。禁止戴面纱、菲斯帽，强制推广西式服饰。建立国家统一管理的世俗学校，取消宗教课程，推广西方科技教育。
强制推行拉丁字母替代阿拉伯字母，切断伊斯兰文化传承。相当于对奥斯曼进行“文化斩首”，导致土耳其人无法阅读祖辈文献，堪称人类史上最彻底的文化断层工程之一，迫使新一代只能通过西化视角看待世界。
但真正的核心是土地改革，暴力清剿反对势力。凯末尔以“教产归公、神产均分”为口号，强征80%的耕地，判处近20万地主死刑，判处37万地主亲属“无限期强制劳动”，导致近70%的人三年内过劳死。
好在土耳其地主阶级和宗教阶级几乎重合，相当于杀一送一，砍地主送神棍。其实，这种地主与神棍重合的现象并非土耳其特产，伊拉克、阿富汗和印度等国都有，能量极大。凯末尔之所以能爆锤他们，就在于他是土耳其“国父”，其个人威望就是改革合法性基石。
为了预防宗教“还乡团”复辟，凯末尔在临终前赋予军方“世俗化守护者”角色。授权军队可在宗教势力抬头时，发动政变而不受追责，形成“军队-世俗政权”共生体系。
但当埃尔多安推动圣索菲亚博物馆重新改回清真寺，土耳其军方选择沉默时，凯末尔的世俗化遗产就所剩无几了。军队已从世俗化守护者蜕变成了“总统卫队”，传统世俗军官群体正在被边缘化。
现在，土耳其的世俗化守护机制已基本瓦解，正在重回神权宗教国家。因为埃尔多安已通过‌司法傀儡化、‌军队去政治化，以及‌宗教民粹动员化，实现了威权与伊斯兰主义的融合治理。
伊朗的世俗化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没法铁血，因为礼萨汗是通过联合亲英买办发动政变而获得政权，这就意味着他得国不正，没法像凯末尔那样集权。所以，礼萨汗只能进行温和改革，有限世俗化。
他虽然效仿凯末尔，没收教士土地、推行西式司法、解放女性，但却保留了“伊斯兰国教”宪法条款，并未触动宗教意识形态根基，相当于在西装外面罩了一件教士袍。
但也不是暴力没收教士土地，而是政府以“市场价格”收购教士土地。再以市价70%卖给农民，但大多数农民都无力支付，只能跟银行贷款，年利率15-30%。然后农民就成了“地奴”，等到1970年代，70%的农民又因债务沉重而失去土地。
还不如不改呢！搞得伊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城市权贵垄断利益，底层民众则沦为教士集团动员对象。然后，霍梅尼就以“反剥削”为口号发动农民，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最终推翻了巴列维王朝。
但霍梅尼也没完全废掉世俗化改革成果，而是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制，神权最高领袖+世俗政府总统。因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世俗化改革，伊朗培养了一批城市中产阶层。
此外，凯末尔赋予土耳其军队“世俗宪兵”法定职能，1960-1997年四次干预防止宗教回潮，但伊朗军队却是巴列维王室私兵。1979年伊斯兰革命关键时刻，伊朗军队临阵倒戈，摇身一变就成了革命队伍。
要命的是霍梅尼又没能力彻底改造旧军队，因为他只是个没有军队的流亡领袖，压根就没有无实际军事力量。然后，旧军队就变成了伊朗国防军。
为了保卫教士集团，霍梅尼招募了30万青年组建革命卫队‌，直接听命于他。并以“保卫革命果实”为名，将革命卫队凌驾于国防军之上，建立了双轨制武装体系。此后，革命卫队蜕变成经济帝国，控制了伊朗60%的经济命脉，国防军则穷得一批。
2025年，12万革命卫队预算约70亿美元，50万国防军仅27亿美元。革命卫队垄断了90%的弹道导弹、先进无人机，国防军则仍然在用服役50年的F-14战机和T-72坦克，魔幻不？
所以，当以色列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基地时，国防军都会拒绝救援，甚至幸灾乐祸！这就是霍梅尼给伊朗挖的一个大坑，最终将伊朗拖入‌“内耗亡国”模式。就像晚清八旗军与绿营互毁，导致国家防务空心化。
其实，世俗化并非一劳永逸的勋章，而是需要世代守护的火种。但世俗化的本质并非西方化，而是对“人”的重新发现。正如波斯谚语所说：你可以囚禁夜莺，但无法阻止它歌唱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