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8月16日，骄阳似火，其热难耐。

下午两点三十分左右，我正在 午休，专案组长进屋来说：“王智涛同志，经上级批准，解除对你的群众专 政，收拾收拾东西，离开这里吧。”

我问他到哪里去?他说： “回服务社平 房那个家吧。”

我又问他是不是对我的审查结束了?可不可以做结论了?

他回答说： “审查还没有结束，暂时还不能做结论。组织上考虑你年老多 病，应执行宽大政策，先行恢复自由，继续接受审查。出去以后，只能在 院内活动，不能与外界联系，不得与他人谈论案情，重大事情要及时请示 汇报。”

我携带不多的物品，跟随专案组长离开了专政队，回到平房十四 号。打开门一看，东西虽多，但摆放有序，床上被褥床单枕巾洁净如新， 洗的干干净净的衣服整齐地叠放在床上，写字台上放着一个写有“爸爸妈 妈亲启”的信封。信是亚慧留下的。

他写道： "亲爱的爸爸妈妈：热烈地 欢迎你们回家。目前的家，条件是差点儿，但我相信这是暂时的。经过战 争考验和‘WG’洗礼的爸爸妈妈， 一定能够克服困难，生活得很 好，而且越来越好。哥哥和我远离父母，不能膝下尽孝，但我们的心永远 和你们在一起。亲爱的爸爸妈妈，健康快乐地生活，顽强地继续奋斗，历 史将证明你们的清白。拥抱你们，祝福你们!亚慧写于赴湖南农场前。"

儿子的良苦用心令我潸然泪下。

几天后，两年多没见过面的老伴也放回来了，支离破碎的家庭，历经磨 难，终于缓过来一口气。虽然对我和吴静的审查尚未彻底结束，都还没有做 组织结论，但处境已经大为改善，我们全家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我找军事科学院负责专案工作的两位常委，向他们要组织结论。

他们 说 ：“对你审查了两年多，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看，你的问题还是属于人民 内部矛盾的范围，所以解除隔离。鉴于有些问题还没有彻底查清，所以暂时 不能做结论，暂时不能宣布‘解放’,暂时不能分配工作。”

我问： “还有 什么问题没有查清楚?”

他们生硬地回答说：“这是组织上的事情，不必告诉你。”

三个“暂时不能”,一个斩钉截铁的“不必”,把我的正当要求给顶了回来。

一天，在院内偶遇向仲华。他关心地询问了我的近况，嘱咐我有什么困 难，有什么想法，尽可向军科党委提出，不必顾虑。

我说：“不给做结论， 不宣布‘解放’,不让佩戴领章帽徽，这究竟算怎么回事嘛?”

他说： “党 委已经明确，你是人民内部矛盾，这就是做结论的前提，也是必定宣布‘解 放’的依据。关于审查中涉及的具体向题，要给出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明确 说法，那还需要些时间。至于领章帽徽，那是某些人强行给你扒掉的，组织 上从未开除过你的军籍，当然也就无需恢复了。”

向仲华的话点拨了我。于 是，我缝上领章帽徽，在院里亮相。

1969年3月珍宝岛战斗以后，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不断，两国关系日趋紧 张，似有大战一触即发之势。党中央和毛主席下达了一系列加紧战备、准备 打仗的指示。

10月22日，军事科学院的两位领导找我谈话，他们说： “根据战备工作需要，中央决定部分老同志离开北京，疏散到外地。军科党委报请 上级批准，决定将你疏散到山西榆次军分区干休所。你回去做准备，三天之 内离京。组织关系由政治部办理，行政关系、供给关系由院务部办理。”

我 思考了几分钟后说：“一个老共产党员最看重的就是政治生命，你们审查我 两年多了，还关了一年。

请问，我究竟是不是‘叛徒'?是不是‘特务'? 是不是‘假党员'?是不是‘里通外国分子’?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 子’?为什么迟迟不做结论?为什么不宣布‘解放’?难道你们想就这样 不清不白地把我赶出北京了事吗?”

他们说： “院党委不是已经说你的问 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了吗?这就是结论啊。将你疏散到山西，这是党委决定，军委批准的。老同志、老党员更应该绝对服从和自觉执行组织决定 嘛。”

我对他们的官话、套话很反感，硬邦邦地顶了一句：“你们是饱汉 子不知饿汉子饥啊!飞黄腾达者哪能理解沉冤蒙难的人呢?”

他们见我恼 怒了，连忙解脱自己说： “你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有什么困难 可以提出来，能解决的，我们一定会解决。不过，山西还是要去的，迟几 天再去也不是不可以。"

1970年6月，王智涛被解除隔离审查后疏散到山西榆次 爷孙天伦乐，1973年摄于北京

自放出来后，我和吴静还没有见到儿子，便写信给他们，叫他们请假 回家探亲。

10月底，亚明、亚慧、巧玲相继回到北京，一家人团圆后，办理 了亚明和巧玲的婚事。

11月初，专案组退回了大部分抄家物品。我发现缺失 了很多字、画、书籍、古董和照片，不客气地向他们追讨。得到的回答是： “字、画、书籍、古董就只有这么多了，‘WG’运动中，你家被查抄了很 多次，参与者有好几个单位的数十人，查抄物品的管理也很混乱，你的物品 难免有丢失。只能请你谅解了。至于照片，家庭生活照都还给你了，涉及重 要人物的照片暂时不能退给你。因为对你的专案审查尚未结束，这些照片可 能还有参考价值。"

钱财乃身外之物，丢了就丢了吧!可照片是历史的真实 写照，如果弄丢了，那就太遗憾了。我的担心不无根据，结果不出所料，大 部分珍贵历史照片都被他们弄丢了。专案组根本没打算兑现“作出审查结论 后如数退还”的承诺。

12月初，我和吴静在亚明、巧玲陪伴下，离开北京，前往山西榆次，在 榆次军分区干休所安了家。不久，巧玲分配到山西祁县五机部研究所任技术 员。祁县距榆次不远，周末巧玲一般都能回来陪伴我们。

1970年12月底，孙 子京京在北京出生了。满月后，巧玲把他带回研究所哺养。一岁多后，送到 榆次，由我和吴静照看。天真活泼的小孙子和在干休所没有斗争气氛的小康 生活，暂时缓解了因组织未做结论给我们带来的郁闷和痛苦。

1974年4月摄于北京的全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