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唐氏的先祖可追溯至唐代名臣唐俭，这位辅佐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肱骨之臣，其家族秉持“忠君济世”的家风。唐氏族人凭借着“耕读传家、乐善好施”的祖训，在这片土地上开枝散叶。据《湘潭唐氏宗谱》记载，元代时唐氏家族已形成“聚族而居，诗书继世”的规模，族中设有义塾供子弟研习经史，每逢灾年便开仓施粥，在湘潭百姓间赢得“仁德之家”的美誉。这种世代积累的文化底蕴与物质基础，为日后唐氏义门的壮举埋下伏笔。

洪武年间，朱元璋推行“休养生息”政策，鼓励宗族参与地方治理，湘潭作为湘江流域的商贸重镇，在元末战乱后迎来经济复苏。然而，永乐初年频繁的自然灾害打破了短暂的安宁。据《明实录》记载，永乐七年（1409年）湖南大旱，“赤地千里，民相食”，湘潭周边四县饿殍遍野。此时的明朝正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将宗族互助视为社会稳定的基石。湘潭唐氏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挺身而出，既是家族伦理自觉的体现，也暗合了朝廷构建宗法社会的治理需求。

据《湘潭县志》记载，唐礼生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六月，自幼在族中义塾饱读诗书，养成“性沉毅，有远略”的品格。他不仅继承了先祖“义田”制度，更将其发展为一套严密的社会救济体系。平日里，义田收益用于资助族中贫弱、修缮义塾。灾年时，则转化为赈灾储备。这种未雨绸缪的智慧，在永乐七年的大旱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更为难得的是，唐礼在赈灾中展现出组织才能。起初，族人采用施粥方式救济，但他发现“施粥虽便，然老弱不能赴，且易生事端”，遂改为按户分发谷米，并制定严格的赈济章程：“令各州县造灾民册，亲率族人按册给粮，每户日给米一升，幼者半之，至麦熟而止。”这种赈灾方式，使救济范围覆盖湘潭、衡阳、攸县、醴陵四县，受惠灾民达数万人。朝廷的嘉奖更是充分肯定了这一义举，永乐皇帝朱棣听闻此事后，感叹“义行可风”，亲自题写“唐氏义门”匾额，并下旨建坊旌表。

唐礼的祖父唐仲良在元代至正年间就曾“出粟千石，赈乡里饥民”，父亲唐伯华“乐施与，建桥梁，修道路，乡人称善”。这种世代相传的义行传统，在唐礼手中得到发扬，最终形成“义门”这一文化标识。家族中还流传着“唐公散粮”的典故，当赈灾粮将尽时，有族人建议保留部分以自保，唐礼却道：“独善其身，非义也；救民于危，乃大义也。纵尽吾家之粟，何憾之有？”其言行也成为唐氏后人世代铭记的精神典范。

据史料记载，自义门建立后，唐氏家族在成化、嘉靖、万历年间均参与地方赈灾，形成“遇灾则举，无灾则备”的互助机制。这种的社会担当，与现代公益理念有着深刻的内在契合。

唐氏义门历经修建与损毁，明末毁于战火，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得以重建。湘潭市于1986年对其进行了维修，这也使得唐氏义门基本保持了历史的原貌。2014年，唐氏义门经湘潭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同时，湖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唐尧文化研究专委会湘潭分会负责人唐江明一直在为唐氏义门奔走，发动社会力量修缮唐氏义门。

唐氏义门作为湘潭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存，其蕴含的乐善好施、济世安民精神，体现了湘潭深厚的人文底蕴与崇德向善的传统，也成为湖湘地区“义文化”的鲜活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