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元月2日，湘北战场。

方先觉继续指挥部队在第二道防线与日军苦战。薛岳将战区直属炮兵团的大口径火炮全部交李玉堂指挥，李玉堂又将预10师阵地作为炮火支援的重点，密集的爆炸过后，日军在葛先才团阵地前陈尸累累。

在丰岛的严厉催促下，日军冒着炮火几次冲到守军阵地上，双方几度展开肉搏，一批批守军倒在血泊中。

上午11时，金盆岭阵地29团2营联络中断，情况不明。11时30分，一名身负重伤的侦察员坚持着爬到邻近2营的一个阵地，向师部报告2营告危，带队的副团长陈新喜、团副曾友文阵亡。全营官兵大多数已阵亡，阵地已被日军攻占大半，剩余的官兵们还在做垂死坚守，请师长速派援兵。

方先觉计算时间，派兵增援为时已晚。况2营阵地易守难攻，倘若为敌攻占，援兵也难上去。他忍痛下令，集中全师炮火向2营阵地实施覆盖射击。

半小时后，预备队两个连赶到金盆岭，官兵们看见阵地上尸无完尸，中日士兵碎成一片，不能区分，隐约可看出曾经发生的那场白刃恶战。人们搬开死者的尸体，来不及埋葬和焚烧，只得暂时堆在一处。悄悄抹去眼角的泪水，准备迎接下一轮战斗。

2日下午，日军第6师团进入战场，向城区东北郊190师阵地发起攻击。傍晚，40师团将伤亡惨重的第3师团一部接替下来，继续猛攻预10师阵地。至此，进入湘北的日军3个师团已全部投入攻城。第10军处于成倍于己之敌包围攻击中，形势渐渐紧张。

方先觉下到团部督战，指示每次打退敌人进攻之后随即重新编组班排，任命指挥员，补充弹药。1日至2日两昼一夜，预10师营、连、排三级指挥员伤亡大半，战斗班班长普遍更换，有些新兵当了班长。设于城中的4个医院人满为患，许多重伤员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

第6师团展开攻势后，190师阵地成为长沙守城作战的热点。当时任190师作战科长的黄钟老人回忆道：

“3日微明，李玉堂电话询问师长朱岳：陈家山怎么失守了？朱答：没有失守。李令朱速查，陈家山果然失守了。

原来2日敌第6师团攻北门，受陈家山阵地我军炮火袭击，攻击受挫。敌人在深夜时利用我守军在地堡内了望视角缩小的机会，匍匐潜行到山下集结，凌晨冲到山顶，占领了陈家山。

我师570团团长李芝当即督部反攻，终因敌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火力猛烈，三次攻击未能收复（战后营长吴子南撤职、李芝辞职）。

陈家山失守，北郊与东郊日军连成一线，形势十分危急。各师长均在一线督战。周庆祥对张振国说：你我都是李玉堂军长提拔的，长沙守不住，军长是挽不回来的，于公于私，我们都说不过去。张团长表示坚决与阵地共存亡。

激战之中，李玉堂将称病不去督战的山东同乡、某师副师长高某通令撤职，严肃了战场军纪，振奋了士气⋯⋯

一天，李玉堂与参谋长蔡雨时在指挥部对坐吃馒头稀饭，忽然一弹穿破玻璃击碎菜碟，并击折李玉堂手中一根筷子。李玉堂扔下筷子用手抓大头菜吃。蔡问：是不是换一个位置？李说：不动，不动。蔡又问：那我们快点吃？李说：不用，不用。可见李玉堂之镇静。”

岳阳，日11军指挥部。

由于破译了九战区通讯密码，战场变为一盘明棋，但这丝毫无助于阿南挽回被动局面。中国军队第4、79、26、37、20、58军已全部进入第一次攻击到达线，围攻态势已初步形成。于是，指挥部内发生的事情为历史留下这样的记载：

1月3日晨，没有完全占领长沙，军参谋部充满着深深的忧愁与不安的气氛。11时，阿南军司令官来到参谋室，在黑板上写下一句诗，以安慰沉入忧愁中的幕僚们：“今更莫把惊惧生，兵家胜败是常情。”

我军空运的弹药都用尽，相反地重庆军已经明显地显示出正在继续集结兵力，要在长沙包围我军。

木下参谋长等幕僚的焦急心情，是非同一般的⋯⋯

因此，1月3日17时，木下参谋长以及二见参谋副长、岛村作战参谋等一同聚集在军司令官室，向阿南军司令官提出了“停止战斗，于4日夜开始反转”的意见。

阿南军司令官说：“第6师团刚参加战斗，尚未收到战果乃理所当然！不能过早地停止攻击，应暂时观察一下情况。”批驳了木下参谋长等人的意见。

接着，17时30分，接到丰岛第3师团长“不久可取得战果”的战况报告。然而，木下参谋长等的反转决心很坚定。在19时40分，幕僚们再次聚集在军司令官室，向阿南军司令官提出“因为在5日晨以前，必须进到汨水北岸，所以必须迅速开始反转”的意见。此时已经拉开了浏阳河畔渡河点争夺战的战幕。

至此，阿南军司令官终于不得已批准了反转。

接到阿南下述的撤退命令，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满腹苦水。

12月24日，丰岛接到由大本营发来的电令，他被任命为东京近卫师团长。近卫师团是天皇的御林军，这项任命对于丰岛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24日正是这次作战开始的日子，同时被任命为第3师团长的高桥多贺二中将尚未到职，所以只能仍由他指挥作战。在攻打长沙的战斗中，他自问已尽了最大努力，部队伤亡惨重，却仍未成功，增援他的第6师团长神田正冢在划分任务时朝他意味深长地一笑，使他感到仿佛受到莫大的侮辱。这时阿南下令让他撤退，即便能顺利地将部队带回岳阳，那么他又如何作为被大本营重用、天皇点头的将领、回东京去见那些对他好的和对他不好的京官们呢？他感到这是自1940年9月28日上任第3师团长以来遇到的第一难堪的事。

再就是加藤大队。这是一支享誉全军的部队，原属于河南信阳地区担任警备任务的重信吉田大佐第6联队。由于该大队战斗力强，尤擅长夜战，丰岛将其调到湖南，带在身边，本想让他在关键时刻大显身手，为这一仗添几笔光彩，不料2日零时投入战斗，第一个小时中其一个中队便伤亡过半。加藤求胜心切，只带了三个人便杀入敌阵。如一战成功，不用说就是孤胆英雄，力挽危局了。偏偏运气不佳，第二个小时就中弹身亡。其三个中队中的另两个中队在营救加藤时被封锁在一片房屋区内，守军泼上汽油纵起大火，可怜这两个精锐中队未曾起一点作用便多数葬身火海。如果回国后将战况据实报告，那是极难为同仁和死者家属接受的。

丰岛思来想去，发电报给阿南惟几，以寻找加藤尸体为由，要求将撤退时间延迟一日。他要组织部队再做最后一拼，为了已经付出的代价和即将失去的面子。

将电报发出后，他抽出指挥刀，亲率一个精干的参谋小组，冒着滚滚硝烟下到主攻联队督战。

他不理会阿南如何回电。这是继阿南决定进攻长沙后的又一次先斩后奏。此次他也运用了那句中国兵家的古老格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月4日凌晨，几天来争夺激烈的城南方向修械所、太乙寺一带重点阵地，枪炮声、喊杀声再次刮起铁的狂风。第3师团7千余日军在丰岛亲自督率下发起最后一搏。

战至天亮，修械所阵地前一支日军敢死队前仆后继地冲上阵地。几名日军士兵拉响捆在身上的烈性炸药，将守军支撑阵地的暗火力点炸飞，本来就伤亡殆尽的守军官兵们被随着爆炸冲上来的日军全部射杀，阵地易手。

日军见防线撕开，便朝这里涌过来。

上午8时，预10师陈希尧第30团以仅剩的80余人组成敢死队。中国士兵早在淞沪抗战中便开了“活炸弹”先例（日军将这种自杀性攻击称为“肉弹”），20余挺机枪掩护十几名士兵冲入阵地，接着便是惊天动地的巨响。

参加过那些战斗的老兵们都知道，出动“活炸弹”的决心不轻易下，但一旦出动，便没有攻不克的堡垒。

抗战初期，日军依仗装甲部队的优势欺负中国军队。缺乏反坦克火器的中国军人，尤其是连枪都不够每人一支，拿着大刀上阵的杂牌军部队的士兵们，就是用这种拼人命的办法，将日军的坦克、装甲车一辆辆摧毁。七八十年代南疆戍边作战，中国士兵用身体趟入敌人的地雷区，像董存瑞、黄继光那样舍命歼敌，又让人看到深藏于一个个血肉之躯中的民族性格那最极端的一面。

9时30分，30团敢死队将日军攻占不久的修械所阵地夺了回来。乘日军进行下一轮进攻准备的间隙，团长陈希尧清点人数，可以战斗的兵员连自己算上不过二十几人。陈希尧想：这个阵地先后有两个团的各一个营，营长至士兵无一生还，还有几支预备队填进去，算来已有一个团的兵力死在这里，看来我要当这个团在阴间的团长了。

此刻，他遍身只有一块在当时很珍贵的镀金怀表和一封没有来及送出去的写给母亲的遗书。

十分心爱这只金表，就让它随着去吧。他从贴身衬衫口袋掏出那封被汗水浸透的遗书，随手撕碎，洒在这满是死尸的阵地废墟上。

抗日以来，光是将军战死的就屈指难计，何况团长，何况已逾百万的士兵？身为军人，生逢抗日，死复何言……

陈希尧抛却最后一丝人生感怀，埋头指挥士兵们编组阵地，这时从城中又来了100余人向他报到。他们不来则已，陈团长一看，更证实了自己的想法：仗确已打到了最后关头。

这个由师长方先觉新编成的连队全部是由师部的辎重兵、卫生兵、汽车司机、炊事兵等勤杂人员组成。陈希尧还看见方先觉的两名贴身卫兵中的一名，在队伍中满脸悲壮地站着。

中午1时，日军600余人又向修械所阵地强攻上来。陈希尧率众拼死反击，勤杂兵军事素质较差，阵地在支持了半小时后再度告急，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踏上阵地。

绝望之中，陈希尧听见枪炮声里闯入我军冲锋号音，疑是死前幻觉，但不一会日军从背后和右侧开始溃乱，原来是28团团长葛先才亲率拼凑起来的近两连兵力赶来增援。日军再次被压了回去，阵地转危为安。两位团长见面时皆哭。

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自湘北开战，蒋介石一直身穿军服，除应付内外政务，主要精力用于湘北作战。1月4日，他接到薛岳电报，合围反攻作战即日开始，战区正督励各部“务勇猛前进，彻底歼敌，如敌由某部队作战地域境内逃窜，即严惩该部各级主官及幕僚！”

蒋介石口述回电，号召各部杀敌建功，电尾亦添上一句：“如敌由某部正面逃窜，即枪决其军师长！”

机要侍从拟好电文，请蒋介石过目签字时，宋美龄款款而至。蒋将电文请宋看，宋点头微笑。

侍从走后，宋问蒋为什么中国空军没有参加湘北作战，蒋答是由于气候恶劣，机场距战场又太远。

宋美龄说：这么重要的作战，应该让我的小伙子们努力去做。说完，她拿起蒋的电话要到空军作战前敌总指挥周至柔，请他安排空军克服困难参加作战。

宋美龄考虑的是这一战必将产生的国际影响，战中不能没有空军一笔。元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顺利签署，她正在筹划一次大规模的争取西方大国援华抗战的行动。

抗战期间，国民党空军的发展和作战与宋美龄关系密切。抗战爆发前夕，宋出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她聘请了前美国航空队飞行员罗伊·霍尔布鲁克为顾问，霍尔布鲁克又推荐了陈纳德协助宋美龄进行空军的装备和训练。抗战爆发时，号称有500架飞机的中国空军真正能上天作战的不足100架。但年轻的中国空军敢于与具有近千架作战飞机出动能力的强大的日军航空兵斗智斗勇。1937年8月14日，即淞沪抗战爆发第二天，中国空军首次出击，炸伤日军旗舰“出云”号，大队长高志航率27架战斗机与18架日机激战于杭州上空，击落敌机6架，自己无一损伤。根据宋美龄提议，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宋美龄因在空军建设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而被称为“空军之母”。

周至柔接到宋美龄电话，命令驻成都空军第二大队协助九战区攻击长沙一带日军。因航程远、气候差，仅元月8日一天出动飞机9架，在新市、长乐街一带追逐攻击了正在败退的日军部队。那天日机9架升空迎战，被中国空军击落1、击伤2,中方亦损失2架。

也许当初宋美龄不曾想到，蒋宋联姻之后，宋以她的才华、尤其是在抗战期间的尽情发挥，为中国历史开了“夫人参政”、“夫人外交”的先河。宋之后，有许多不甘寂寞的夫人从内心中以她为楷模，积极协助或直接参与丈夫的事业。“贤内助”冲出家门变为“战友”。虽然这些后之来者尚无法超越宗师的功业，却也为内涵丰富的中国民间文化增添了不少轶闻野趣。

有人将此现象戏称“总参政治部”（简称“参政”）。林彪权势盛极时将这个做法制度化，让夫人们任自己和几员心腹大将各自的办公室主任。而“物”既已“极”，结果只有“必反”。待“折戟沉沙”之后检点起来，夫人们除帮倒忙外尚无其他建树，这一点便又不如蒋倒台时宋虽不能力挽狂澜却也没有推波助澜了。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