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在《雅舍小品》之中，就对清华的各种考试侃侃而谈。今天当我们提到清华大学时，自然会提及种种与高考有关的事情。似乎自清华大学成立之初，考试自始至终就是与清华绑定的话题。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研究院的招生考试。

1925年2月起，清华国学研究院正紧锣密鼓地筹备着。由于是清华第一次办研究院，在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无疑都是新的尝试。除了起草研究院的宗旨与章程，聘请国内的硕学重望，研究院也少不了选拔具备研究能力、愿意钻研学问的学生。招生考试作为筛选未来研究院同学最重要的环节，自然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

1925年3月到4月，经吴宓、王国维、梁启超反复商定，研究院的考试范围与考试内容得以确定。据《吴宓日记》记录，3月21日，吴宓即入城拜访王国维，商议研究院招考出题一事。直至4月23日，才与梁启超一道再访王国维，决定了招考的题目。

在《清华学校研究院章程》中，比较详细地说明了1925年招生考试的规程：

“考题分为三部，第一部，经史小学，注重普通学识，用问答体；第二部，作论文一篇；第三部，专门科学。分经学，中国史，小学，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外国语（英文或德文或法文），自然科学（物理学或化学或生物学），普通语音学八门。考生于其中任择三门，作出答案，即为完卷。”

《吴宓日记》中，记录了1925年的监考情况：

“宓及卫君监研究院考生（第六考场）上午8-10考中国哲学。10：30-12：30考英文。午饭，由校供备。下午2-5时考论文。”

由于吴宓身体抱恙，并未参与所有科目、所有日期的监考工作，因此只参加了中国哲学、英语、论文撰写三个部分的监考。而研究院在1925年的考试情况，如按照《章程》的规定，应远大于三科的规模。并且，从章程的规定可以看出，此时研究院的考试已经具有了基本的规模，而之后的考试模式，也继承了基础知识、论文、选考科目的基本模式，只是较1925年更加丰富且规范了。

1926年，《清华周刊》第374期登载了《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招考学生规程》，详细说明了研究院的报考流程。由此，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到研究院招生考试的科目与形式。按照《规程》所记，招生考试由三个科目组成，第一科为“普通国学”，限时两小时，主要考察基础国学知识，但“范围不能指定”；第二科考“作文”，即撰写一篇小论文，内容、字数都未说明限制，只强调限时两个小时；第三科为“选考”，即选择一门国学院规定的选考科目（选考科目表则另附于文后，方便感兴趣的读者查阅）进行考核，每一科目由六个应考门类组成，如“经学”类，应选考“经学甲”、“经学乙”、“小学甲”、“小学乙”、“中国史甲”、“中国史乙”六门，“中西交通史”类，则需考“中国史甲”、“中国史乙”、“世界史”及三门“外国文”。由于研究院选考科目众多，兹不一一罗列。

至于1926年招生考试更加生动的记录，则有赖于姜亮夫（字寅清，云南昭通人，后来成了现代楚辞学大家）的回忆。在《忆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姜亮夫描述了他参加补考的过程：

“那时是十月份，清华已经考试过了，但榜还没有发，我想不管他，试一试再说。我就写一封信给梁任公先生，信上告诉他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哪个学校毕业的，想进清华读书，我来迟了，所以没有报上名，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补考机会。那时候还有三四个人也要求补考。过了几天，清华教务处通知我去面试。”

姜亮夫先生

在获得了研究院的补考机会后，梁启超、王国维亲自对姜亮夫进行了考试。上午，由梁启超主试。梁先生先是询问了姜亮夫之前的学业情况。由于姜亮夫之前在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梁先生遂出《试述蜀学》一题，命他当场作文。姜亮夫对梁先生当时的神情做了极生动的描述：“任公先生一边看一边微微地笑着，有时点点头。看完了，他说：‘姜寅清，你这篇文章说明你在四川读书时是个用功的人，许多四川老先生的书你都认真读的，文章写得也有趣味’。”

下午的测试，则由王国维主理。考核的内容，大抵是“小学”的题目。姜亮夫在考试前，反复精读过章太炎的《章氏丛书》，所以对于王先生的问题，都能有相应地回答，只不过，答案大都出于章太炎的“一家之言”。王国维先生随后询问了姜亮夫对于《章氏丛书》的掌握程度，并据此认可了他的学力。王国维随即向梁启超表达了意见：“他的办公室和任公先生的办公室只隔一道版壁，中间有一道门相通，他就告诉他的助手赵万里先生说：‘你去跟任公先生讲，姜亮夫这个学生我看可以取’。”姜亮夫也因此得到了参与复试的机会。

复试的考题，主要是基础知识一类。由于题目颇为困难，姜亮夫多年以后回忆那次考试时仍记忆犹新：“这个普通常识给我作难了。例如有一道是‘写出十八罗汉的名字’，能写几个写几个，我十八罗汉的名字一个也写不出。还有按规定要写出二十几个地名，结果我只能写出十六个来，别的我写不出来，因为有些地名是内蒙古的，有些是新疆的，有些是西藏的，写不出来了。所以史地的考试看来是失败了。除此以外，还要考一些汉语言学和哲学思想史之类的东西。汉语言学我考得大概是九十分，哲学我在成都高师倒是好好地读过（如西洋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所以我哲学问题也答得很好。”可以看到，研究院当时的考题，基本同导师的研究范围相应，既包括了梁启超、陈寅恪的佛教、佛经研究，又照应王国维在研究院最新近的蒙古史地研究成果，并涉及了赵元任的语言学研究，试题的难度，也当得起国学研究院的名号。而就两次考试的结构而言，也大概能与《规程》相照应。“作文”一科即梁启超所命《试述蜀学》；“十八罗汉的名字”、“二十几个地名”，应当是“普通国学”科目的考题；至于“汉语言学”、“哲学思想史”，则应当指“选考科目”中的内容。

到1927年，研究院入学考试的形式与规程，基本形成了定制。本年度的《北京清华学校招考研究院学生规程》，登载在《清华校刊》第二十期上。同1926年章程相比，除了考试时间、地点略有调整外，招生考试三大科目（普通国学、作文、选考）在时间、内容、结构上仍保持不变，“选考”一项的应选科目也与去年保持一致。研究院的招生考试，就此固定下来。不知百年后的今日，又有多少学子能够在这些测试中脱颖而出呢？

附：1926年 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 选考科目表

(转载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