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9日，安徽蒙城，四门全破，援军未至，日军围城如铁桶。城中只剩两百人，子弹用光，城墙炸塌。

周元将军站在鼓楼，拔枪振臂，吼出一句：“杀！”最后一次冲锋，全体殉国。三日之后，蒙城陷落。

城里白骨如山，只有一块墓碑写着“周副师长殉国记”。一把骨头扛起一座城，一将之命换回六十万抗战兵力转移的机会。

今天翻这页史书，就看他怎么用骨头讲“最后一课”。

“你们突围，我断后”——周元不走

1938年5月6日，周元率领173师一个团兵力抵达蒙城。那是安徽腹地一座小县城，夯土城墙、无坚固设施、地势开阔，一眼能看到头。

周元到时，四周已经没有友军，增援部队还未到，敌军已压境。守军不到2000人，对手是3000装备精良、配战车和飞机的日军。

周元立即部署防线，按三营划分，分别据守东南西三门。三营营长蓝权固守东门，第一营贾俊优部署南门，第二营李国文设伏小北门。

为抗坦克，士兵们挖出“乌龟坑”“簸箕坑”，掘巷口“猫耳洞”，安置绊马索，城头凿出枪眼，门洞全用沙包封死。每一条街口都布置竹钉陷阱，每一座屋檐都打通墙壁准备巷战穿墙伏击。

7日下午2点，敌骑兵首先接触东门外前哨，炮火猛烈。我军顶住第一波，打退敌骑，守军伤亡五六十人。夜里，日军趁黑强渡涡河，突破西线防守。一营一连拼死阻击，终因寡不敌众撤退。至此，蒙城被合围。

5月8日，敌军炮火开始覆盖城内，炮弹将东门城楼炸塌。日军随即投进十余辆坦克猛攻。守军用人力掀翻三辆战车，击伤多人，但阵地已残破。

三营几乎全灭，蓝权拒不撤退，阵亡于东门。南门、西门随后告急，谢荣森副团长中弹殉国。周元集结剩余兵力退守城内，部署最后防线。

那时守军只剩不足300人。周元通电廖磊请求增援，第176师在楚村与日军交火后撤退。至此，蒙城孤立无援。没有后援，没有重炮，没有退路。

9日拂晓，日军轰炸所有街巷通道，开始全线攻入。周元再一次亲自组织防御。鼓楼成最后据点，他手中还有两百人，他要他们拿起刺刀，跟他打一场硬仗。

“我亡，城亦亡”——打到最后一刀

5月9日清晨，敌军由南门涌入。周元下令烧毁文件，破坏通讯，严令任何人不得单独突围。他留最后的命令给参谋梁家驹：“报告廖总司令，周元已决意与城共存亡。”

指挥部移至鼓楼，城内各路巷战打响。敌军被屋与屋之间连通的墙洞迷得找不到方向，枪声在街口乱作一团。我军反复设伏，房屋改成堡垒，围墙化为掩体。每打一条巷子，地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弹壳和残肢。

敌人数次试图突破东门街口。周元带突击队绕行小巷，背后偷袭，每次冲锋都靠最近距离搏杀。战斗最烈时，周元仅剩百人，他不退。他指挥残兵绕行至东南角，再次阻击敌军进攻核心。

炮火把整条街烧成废墟，瓦砾夹着火光。周元仍然持枪出击。枪口已发烫，手榴弹也所剩无几。他带着仅存的五六十人，再次冲上东街巷口，与冲入城内的日军对拼。

那一战，近距离对射变成肉搏，血水流成小溪，街角飞出的破衣布条与碎骨堆积如山。敌人用火焰喷射器焚烧房屋，掩埋战士藏身的猫耳洞。城中到处是烈火与残尸，周元仍没退。他在鼓楼巷口中弹后倒地，身上至少三处贯穿伤，仍举枪还击，至最后一刻。

下午4点，战斗终止，城陷。周元殉国，无一人生还。他用身躯封住了最后的街口。

“他回不来，我们记住他”——壮骨刻下的名字

三个月后，日军撤出。蒙城百姓重返故城，看到的是废墟中的尸骨、砖石堆中的残盔断枪、城墙根下成片的干黑血痂。野草疯长，漫过门楼。火钳成了每个家庭的工具。

他们用箩筐、一钳一骨，把那些广西兵的遗体一一收起，抬去东门外庄子祠。将近两千具尸骨，抬了三天三夜。找不到周元将军的尸体，有人说他就躺在所有尸体中间。于是，他们将那堆最厚的白骨土堆建成义塚，前立石碑——“周副师长殉国记”。

地方政府将城关镇改为“周元镇”，小学改为“周元小学”，主干道命名为“周元路”。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其为革命烈士。2014年，入选国家级抗战英烈名录。

这是一场三昼夜的阻击战，一座孤城，一个将军，两千将士，以血肉之躯拦住机械化军团。他们拖住了敌人，成就了战略转移。敌退时没带走一块城砖，留下的只是火光、灰烬和骨头。

周元44岁，留下两个儿子和一本《满江红》的誓言。那一夜他和孩子说：“等爹回来，带你们去全国玩。”

他没回来。可他的名字，已经写进这座城的路名、镇名、校名，还有每一块刻有他姓的碑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