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年 1 月初的一天，对于毓岩来说，一则消息如同一颗石子投入他看似平静的生活湖面，激起层层涟漪 ——“溥仪被特赦了，而且已经回京了。” 此时的毓岩，已经出狱整整三年，在北京黄村附近天堂河农场担任农田工人。

回想起往昔，19 岁的他被时任伪满洲皇帝的溥仪召唤到长春，自此，命运的轨迹被彻底改变。日本投降后，他与溥仪一同被软禁在苏联，那段日子里，溥仪的饮食起居皆由他悉心照料，甚至连剃头这样的琐事，也全由他代劳。

溥仪申请长留苏联时，毓岩虽归心似箭，却出于对溥仪的忠诚，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留下，这份情义深深打动了溥仪。1950 年，溥仪在与弟弟、妹夫商议后，做出了立毓岩为 “太子” 的决定，并特地在苏联举办了一场颇具仪式感的 “立嗣礼”：“父子” 两人匍匐在地，面朝一只收藏着溥仪 400 余件珍宝的黑皮箱，向着心目中的列祖列宗，郑重地行三跪九叩大礼。

被关押在旅顺战犯管理所期间，毓岩依旧尽心尽力地照顾溥仪。但随着改造的深入，新思想如春风般吹进他的心田，他逐渐意识到封建那一套不过是害人的把戏。觉醒后的他，甚至写信劝溥仪将藏着宝物的黑箱子 “交公”。

不仅如此，他在担任监狱犯人自理组织负责人时，还 “铁面无私” 地扣过溥仪的卫生分数，并认真叮嘱他做好个人卫生。毓岩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溥仪的思想转变。曾经，溥仪将毓岩视作 “奴仆”，而经过改造，溥仪也开始反思这种观念的错误。

毓岩的出狱，对溥仪而言是个极大的触动。溥仪三岁登基，此后在乱世中沦为日本人的傀儡，他对自由的渴望无比强烈，却一生都极少品尝过自由的滋味。因此，当毓岩被释放时，溥仪眼中满是羡慕，更加渴望自己也能重获自由。

毓岩清楚地记得，出狱与溥仪道别时，溥仪脸上那复杂的表情：既有为侄子获得自由的喜悦，又有对自己不知何时能自由的担忧。那时的毓岩，其实也不确定溥仪能否出狱，毕竟溥仪的身份太过特殊，他既是清朝末代皇帝，又当过伪满洲国皇帝。

得知溥仪被特赦并暂住在五妹夫万嘉熙家里后，毓岩当即决定前往探望。可临出发前，他的心中却充满了忐忑。往昔，他与溥仪有着君臣、父子的关系，如今溥仪被特赦，他们之间必然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绝不能再重演过去的 “旧剧”。

当毓岩见到溥仪时，溥仪立刻从椅子上站起身，快步向他走来。接下来的一幕让毓岩大为震惊，溥仪竟然招呼他坐下，这在过去是绝无可能发生的事。此时的溥仪，比在战犯管理所时更加活跃，眼睛里也有了光亮。

交谈中，溥仪感慨道：“我真的没想到我能被特赦，其实我还没被改造好，有的人比我改造得好，却没有被特赦，我出来后，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报答国家对我的宽大……”

溥仪的变化让毓岩惊讶，同时也让他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复杂情绪。更让毓岩意外的是，溥仪对他关怀备至，询问了他的近况、工作以及两个儿子的情况。听到一切安好后，溥仪欣慰地笑了。

毓岩对自己在农场的工作并不满意，曾经养尊处优的他，即便在战犯管理所也只是做些糊纸盒之类的轻松活，如今却要在农场长期劳作，着实不易。所以谈及工作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目前在天堂河农场工作。”

溥仪却未听出他言辞间的情绪，高兴地回应：“噢，有了正式工作了。” 毓岩没有告诉溥仪，自己每天要工作十个小时，收入却仅有 40 多块钱，仅够勉强维持一家几口的生计。

当溥仪得知同为爱新觉罗家族的溥修成为中央文史馆官员时，显得格外兴奋，说道：“我们下次去看看他。” 毓岩离开时，溥仪竟起身相送，一直送到门口。

这让毓岩感到十分新奇，后来他在《末代皇帝立嗣纪实》一书中写道：“溥仪竟然把我送到了门口，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平生第一次。” 毓岩虽不清楚溥仪变化背后的具体原因，但他猜测这与环境的改变脱不了干系。

进入新时代，溥仪周围的爱新觉罗后裔都得到了妥善安置。家族中不仅有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还有人登上了我国最高峰，溥仪二妹的女儿更是成为了击剑运动员。毓岩推测，正是看到家族呈现出的新气象，溥仪才会如此激动，如同重获新生一般，满心期待着开启新生活。

然而，当时的毓岩并不知道，溥仪的巨变背后，离不开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与努力。溥仪能够被特赦，以及后续的安置问题，都与周总理的关照息息相关。

为溥仪安排工作并非易事，毕竟三岁就登基的溥仪，一直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在苏联时，有毓岩伺候他的生活起居；在战犯管理所，后期虽学会了简单的生活技能，但从未真正从事过劳动工作。

周恩来总理曾亲自与溥仪约谈工作问题，谈话中，周总理询问溥仪有何劳动技能，溥仪竟回答：“以前剥过蒜”，足见其不仅缺乏劳动技能，甚至连基本的生活常识都十分匮乏。

更让人忍俊不禁的是，溥仪还主动向周总理提出：“想做一名医生”，理由是他接触过很多御医，读过几本中医书籍，还听过朱益藩师傅讲中医、中药理论…… 周总理听后，微笑着委婉拒绝：“你读了不少医书，但是你不要给人家治病，治好了没事，治坏了就会有闲言闲语，这样不好。”

经周总理这么一说，溥仪才放弃了做医生的想法。最终，为了稳妥起见，周总理先安排溥仪到北京植物园工作，打算观察他能否胜任，在考虑将他调到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

溥仪正式到植物园工作后，便从五妹夫家搬出，住进了崇文门内的一个旅馆。因此，毓岩第二次来找溥仪时，被告知他已经搬走了。当毓岩赶到旅馆，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两个儿子正在溥仪房间的楼道里玩耍。还没等他弄清楚状况，溥仪便热情地迎了出来：“你来了，是我让孩子们来玩儿的，快到我屋里去吧。”

那天，溥仪开心地与毓岩分享自己最近在学习，还参观了北京市的见闻，激动地说道：“嘿，真没想到，北京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毓岩喝着溥仪倒的水，心中感慨万千，不禁心想：“北京再大的变化，也没有你这个‘皇上’变化大啊！” 孩子们也在一旁高兴地说：“他给我们糖吃，还跟我们做游戏，我们还要去玩儿……” 毓岩听后，整个人都愣住了。

从前的溥仪可不是这样，在清宫和伪满洲时期，溥仪常常对下人暴虐无常，如今却会 “哄” 小孩，这般转变怎能不让他吃惊。曾经，毓岩作为溥仪的 “奴隶”，伺候溥仪时总是战战兢兢，生怕出错。甚至到了婚娶年龄，因为害怕溥仪，他不得不抛弃自由恋爱的对象，娶了溥仪为他安排的马静兰。

当晚，毓岩辗转难眠，脑海中一直回想着溥仪这些年的巨大变化。后来，毓岩病倒了，溥仪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他家中探望。彼时，毓岩正发着高烧，蜷缩在木板床上，十分痛苦。见到溥仪后，他挣扎着想要坐起来，溥仪赶忙制止。

溥仪亲切地坐在床边询问病情，毓岩因不想让溥仪知道自己没钱看病，只是喘着气说：“不要紧，挺一下就过去了。” 溥仪大概猜出了缘由，当即决定自己出钱带毓岩去看医生。得知毓岩还能勉强走路后，溥仪便不由分说地扶起他前往医院。

从毓岩三次探望溥仪的经历来看，溥仪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曾经那个高高在上、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皇帝，在经过改造与新时代环境的熏陶后，已然有了很大的转变，开始关心他人，对生活有了新的期待，努力去适应新的身份，尝试融入新的社会。

这一系列的变化，也让我们看到了改造工作在溥仪身上取得的显著成效，他正逐步走向一条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中国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