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访书

在张元济看来，北伐只是另一场军事争夺，与十年来军阀混战大同小异。然而他对新军事领导人的义愤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他无法改变政治趋势，更为明智的做法是将自己的才能投入某一个可以使得他的影响力变得重大和有效的领域。对他来说，之前二十年正是中国文化遗产蒙受极大危险的时期。随着连绵战祸，许多私人藏书楼关闭了，他们的珍贵收藏不断散失。他决心抢救濒于灭绝的古代典籍和历史著作。在转向令人赞叹不已的费时费力的古籍收集和研究工作的同时，张元济并不企图借此逃避困扰中国的令人不快和困惑的政治动乱，他真诚地认为这是此时此刻他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1927年，在给一位同时代的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的信中，他一方面表露了对政治局势的失望，另一方面说明了像他这样的学者应走的道路：

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致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

如第六章所述，张元济从1920年起以影印出版《四部丛刊初编》为起点，走上了保存、普及古籍的征途。从此，这项工作便成了他的终身事业。即使在最忙的经理任期内，被没完没了的行政事务缠身之时，校刊、编辑旧籍从未有一日忘怀。访求善本书籍的工作不断进行，这个主题在他致朋友的信件中逐渐增多，但是直到1926年他正式退休之后，才有可能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善本书籍的版本研究。在访求善本书籍时，张元济有一次不平常的机会看到一些早已从中土流失的珍贵古籍。日本汉学家对各门学科的善本书的收藏，长期以来足以与中国学者匹敌，特别是从清王朝崩溃以来，日本藏书家紧紧抓住这一时机，买下因战争、内乱而关闭的私人藏书家的全部收藏，同时还从旧书铺买去了大批书籍。

1924年，东京著名私人图书馆静嘉堂文库公布了它极有价值的收藏的详细目录。中国学者带着羡慕而又惊讶的心情，发现这个图书馆竟藏有9000多部（98600卷）中国善本书，比清朝御定《四库全书》还多出5000卷。更有甚者，他们发现静嘉堂藏书中有177卷过去认为早已失传的著作，在《四库全书》中也只能列出书名而没有正文。不难想象中国版本目录学家在听到静嘉堂书目的消息时的心情。民族自尊心增强了他们寻访珍本的热情，也更希望参观日本的图书馆。张元济对静嘉堂文库特别有兴趣，因为他曾两次试图想见这批原属皕宋楼的珍贵藏品。

在20世纪初的头十年，这批书还由一个中国目录学家陆心源所藏时，张元济曾前去拜望，并请求能让他去参观这部收藏。但陆心源嫉妒张元济的名望，以各种理由拒绝了张元济的请求。陆死后，其子欲将藏书出售。张元济尽力筹款，设法满足其要价，为涵芬楼买下这批书籍，但当他筹得款项时，书已为日本静嘉堂购去。

1928年，中华学艺社与日本几家图书馆商谈，达成了一项民间协议，双方同意影印出版日本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中华学艺社1916年成立于东京，大多数社员是东京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它很快受到“五四”精神的影响而成了科学精神和现代学识的稳健拥护者。学艺社与商务印书馆——特别是张元济和高梦旦——有亲密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张元济和高梦旦欣然将商务的技术与经济支持提供给许多当时新生的科学、学术社团。这些社团一般免费提供原稿，而张元济和高梦旦也同意免收其印刷费。这些杂志、刊物或丛书出版后，商务就免费向有关社团赠送一批，剩余部分自行出售，以弥补纸张、印刷的成本，有时或许也可以获得少量盈利。20世纪20年代初，商务通过这种方法出版了大量杂志和书。中华学艺社与商务的友谊就更深一步了。学艺社有好几位社员进入了商务编译所或其他部门工作。1928年10月，中华学艺社出发去访问日本的主要图书馆，调查他们收藏的中国善本书，以便影印其中最珍贵的版本，而张元济成了这个代表团的荣誉团员和团长。中国第一流版本目录学家的毋庸置疑的声望以及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使他成了这个职位最理想的人选，因为在中国，商务是唯一具有从事这一项目所必需的熟练技术和专门知识的印刷厂。

代表团于1928年10月出发，在日本待了三个月。商务为这次访日活动共花费了10万元（包括古籍拍照等费用）。1928年上半年中，张元济作了出发前的全面准备，设法掌握将要去参观的图书馆的全部书目，并在仔细研究、比较之后，选定特别有兴趣的书籍。众所周知，帝国图书馆和内阁文库也藏有大量中国善本书。

张元济的访日计划十分周密。他一周工作六天。代表团里一位陪同访问的同事记叙了他全心全意的奉献精神：

三个多月间，除星期日外每日不息地阅选古书，我和张共同起居，见他每晚必作笔记至于深夜，其忘老奋发的精神，实堪佩服。……当我们将古籍的摄影底片满载归国之时，他那怡然欣慰的神情，至今还使我无限感奋。

张元济雇用日本照相师，用特种照相机将书按页摄成小底片。这是最便利、最快速的方法。至于将底片印出、放大和用照相版印刷等项工作，事后可在上海继续完成。他以中华学艺社的名义，总共借了五十部不同的善本书籍，都是宋、元、明的版本，有一些在中国已经失传。回到上海之后，商务印书馆就将这些书编成《中华学艺社选印古籍》一集出版，并向日本出借底本的有关图书馆赠送各二十部。这些书籍作为中华学艺社内部出版物流通，而未公开发售。

到20世纪30年代，张元济又从这部集子中取出几种书，与商务已有的其他书籍一起用另一种书名出版。例如《太平御览》在中国流传下来的只有一部分，张元济把选自三所日本图书馆的版本和中国的残本合成“全宋本”出版。某些史籍的版本若比国内所存有的高出一筹，张元济就采用它们，编入他的《百衲本二十四史》。至于元明小说，他们就以原书名出版单行本。

从现代出版标准来看，这样的做法完全可以看作非法翻印，但张元济是否这么认为却是值得怀疑的。首先，他强烈地感到这些书是中国古代学者留下的确确实实的文化遗产。他与日本汉学家是互相尊重的，并感到中国对这些书有合法的使用要求。其次，他自称这样做的目的是宣传和普及一般学者无法看到的善本书籍。因此，书籍重印次数越多越好。此外，借自日本的书籍，在以后各次重印时，都得注明其原始版本。

总之，以中华学艺社名义赴日访书必定成为张元济一次十分满意的经历。他发现了不少在中国早已失传的古籍，并能重新影印出版。这个时期内，南京政府以统一的名义不断采取军事行动，同时又以政治统一的名义采取越来越严格的思想控制。张元济将他的才能贡献给一个他最有专长的领域，并获得了卓越的成就。有幸这个领域受政府日益加紧的各种控制的影响最小。

本文经 重庆出版社 华章同人 授权，文摘 自 [新西兰] 叶宋曼瑛 著 张人凤 / 邹振环 译《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 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