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不久后，一场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大会在京召开，总参谋王尚荣对这场战斗做出情况报告，时任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在这场会议中发表讲话。

在邓小平的话语中，他首当其冲直指军队的体制问题：这场仗打完了，我们要做什么？第一个要总结经验，比如在军事上，军队体制的建设、军队方针的建设以及军队作风的训练都有一套问题要考虑，还有一个是简编师的问题，一个师补充上千人，结果到了战斗时一个班的老兵只有两个，一下子来上七八个新兵还没训练就拉到前线，这个制度一定要改，而且非改不行。

这场会议在1979年3月16日召开，彼时正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的当天，军事科学院调研小组还未对参展不对进行调研，而邓公已经一阵见血的指出当时部队中存在的最大问题，那就是迫在眉睫的军队体制问题。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很大一部分的伤亡来自简编师，也就是匆匆接受一个月训练的新兵就上到战场，导致在战斗开始的两天简编师的伤亡占了很大比重。在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的工作总结中，从战争开始的2月17日、18日两天时间，伤亡就高达四千人，而在一个月的战斗中也就出现6954的战斗减员，前两天出现的巨大伤亡导致后勤部措手不及无力救治，如此巨大的伤亡一度令邓公不住惋惜。

在当时的作战主力中，甚至出现了新兵数量占据总人数的45%，新兵蛋子一上战场根本没有实战经验，士兵不认识军官，军官不认识士兵，而这场令所有人记忆犹新的战斗，也让邓公在之后的讲话中再次未所有人敲响警钟。

“不管怎么说，这场战把我们打痛了，我们吃了亏，接下来总结经验很重要，我们每个团、每个连甚至每个班都要总结经验，将这场战斗作为部队的教材去总结、教育。”

从邓公的讲话中，我们不难看出邓公在战斗将经验总结放在首位，军队体制问题以及实战经验总结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而在实战中出现的问题并不在考虑的范畴中。同时期在广州军区也召开了对自卫反击战的庆功大会。4月中旬，许世友将军也在会议的闭幕时发表讲话：

“我们的干部很多年没打过仗了，基层干部没有实战经验，高层干部也有一部分没打过仗，一下子指挥成千上万的部队作战不容易，有缺点是难免的。我们过去在北方打仗多，在南方打仗还是头一次，而且一些地方地理位置也不熟悉，造成我们不能及时的想到对策。还有一个是对当地的情况不熟悉，一个简单的例子军队没人带路，饿了没人送饭，伤员没人送，而越南境内全民皆兵，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最后，我们的装备落后，战士们的负重严重，干粮、军备、战略物资都得背，战士们很难啊。”

从许世友将军和邓公的讲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许世友将军更为关心实战、后勤、地利等更具体的问题，而邓公作为统帅，是站在全局的位置去考虑军队体制的建设和军队方针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