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20年来，人们都说中国的道德出现了几次大的滑坡，而几次大滑坡基本都是由几次全国皆知的案件引起的。比如南京发生的“彭宇案”后，全国碰瓷之风兴起；山西“彩礼强奸案”后，全国骗婚强奸案兴起；教师被渍水案，导致全国的老师佛系了起来；而这次江西唐先生举报医院事件，导致了全国的医院都不敢提供医疗转运服务了。如此的例子，比比皆是。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案例的共同之处呢？那即是举报者有理。现在，只要有人举报，那上级都非常重视，这的确是好事，说明民意得到了重视。但上级可不管举报是否属实，举报是否合理，上级的意图就是尽管息事宁人，所以就被举报之人处理，草草了事，让被举报者满意。此种行为，网民们称为“和稀泥”。
回头想想，这种“和稀泥”的方式的确适合“维稳”，可以压制不满意的声音，毕竟这些被举报之人基本都是底层的教师、医生或者公务员，试想一下，那些高官有谁敢去随意举报呢？
难道，真正这种随意举报、随意诬告的行为就没有办法制止了吗？其实古人早就有了许多的经验。在中国古代，举报或者高官，那都必须要承担“反坐”的风险，法律条文叫做“诬告反坐”。
秦律将诬告之人称之为 “诬人”，汉代有“诬罔”“教人诬告” 等罪名，并且将之视为杀伤伤人同级别的罪名，《汉书・武帝纪》记载：乐通侯栾大坐诬罔，被腰斩。曹魏时期，曹丕规定“敢以诽谤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此后，“诬告反坐”成为了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个重要条款，如北魏律:“诸告事不实,以其罪罪之。”
一直以来，诬告罪都是一种很严重的犯罪行为，所以处罚很重，比如明朝规定，“凡诬告三四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五六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所诬重者，从重论；诬告十人以上者，凌迟处死，枭首其乡，家属迁化外”。
为什么诬告罪会被判如此之重呢？首先，诬告他人就是动机不纯，比如甲诬告别人造反，其目的就是想将他们的家族被灭门，比故意杀人还要邪恶，所以《宋刑统・斗讼》规定 “诸诬告谋反及大逆者斩，从者绞”；第二，诬告占用了公共资源，诬告后，县官会动用人员去查案，这个过程就是浪费国家的民力、财力和物力，也妨碍了其他正常事情的进行。
因为有诬告罪的存在，那古人就很少冒着“反坐”的风险去举报他人。但现在的法律，早已废除了诬告罪。现在的刑法中有诬告陷害罪，但是和古代的完全不同。现在诬告的一方被诬告后，经过法院判定是清白的，但原告诬告之人却可以逍遥法外，让人难以接受。如果“诬告反坐”可以重新推广，我想对社会有好处的。
例如在教育领域，家长就不敢随意举报老师了。因为一旦被查出了是恶意举报，滥用举报，那相关家长就会被处以罚款、拘留、档案记录等处罚。如此，谁还会滥用举报呢？
现在，老人倒地了，无人敢扶起来，就是怕被老人和老人的家人诬告，社会上称之为“讹人”。如果“诬告反坐”成立，事件经过警察调查，事情得以还原真相，扶人的好心人不仅应该洗脱罪名，还应该获得奖励，而讹人之人应该处理高额的罚款，甚至以“敲诈罪”入刑。请问，讹人不是敲诈吗，我觉得讹人怎么看都属于敲诈。
骗婚是目前社会比较多的一种现象，而其中或许还有以告别人强奸为威胁。现在许多案子，是男女发生关系后，女子索要财产不成功，就可以告强奸，这种行为实际上也属于敲诈罪。如果“诬告反坐”成立，那诬告的女子可能面临3年的牢狱之灾。
最近，江西发生了唐先生举报医院转院救护车事件。如果放在古代应该怎么判呢？根据汉朝“原心定罪”的法律精神，可以看出医院的原心是“志在救人”，那么就算医院的一些行为不符合相关规定，那也不会遭到处罚。而唐先生的原心是讹人，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行为，在古代会被处以徒刑甚至死刑。
所谓的“原心”就是动机。2023年3月11日，武汉一位女子落水，一位老人不顾自己心脏病的危险，跳入水中将女子救起。但时候女子却指责老人“别碰我！你刚才手往哪摸了？”“人渣！救人还占便宜！”。北京某律所透露“近三年因救人引发的民事诉讼中，83%的施救者最终败诉”。如果用古代的“原心定罪”原则，那救人之人不仅不会被处罚，还会得到表扬。而被救之人没有一丝感激，还要告官，那会被以“诬告反坐”的罪名处理。
经过这些案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法律并非完全是专制的、残暴的，还有许多部分是经过千万个案例总结出来的，是符合社会的道德认知的，是有利于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是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文明。对于这一部分法律，我们不能一概否定，而是应该继承、改造、发展，以完善目前的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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