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船长。

在这个数据狂欢的时代，技术便利的背后是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社交媒体制造虚假亲密，人工智能挑战人性定义，元宇宙模糊虚实边界——现代性的“进步”承诺，反而加速了“真实心灵”的解体。金观涛老师指出：理性化进程的悖论，正在摧毁现代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意义坐标。

18世纪启蒙运动以认知理性为武器，将上帝逐出公共领域，试图用科学与人权重构社会秩序。然而，剥离终极关怀（如宗教对生命意义的回答）后，理性主义成为一把双刃剑。金老师以法国启蒙运动为例，揭示了这一逻辑的致命缺陷：否定天主教信仰后，民族主义成为填补心灵空缺的“替代性宗教”，却埋下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更深远的影响是“事实—价值”的割裂——客观事实与主观价值的对立，使得公共道德沦为利益博弈的战场，社会陷入“无共识、无意义”的恶性循环。

金观涛老师的分析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溯，更是对当下的警示。元宇宙重新定义“真实”，人工智能挑战伦理边界——现代人正站在意义悬崖的边缘。然而危机中亦藏有转机：当“真假”界限日益模糊时，重拾对真实的追问，或许才是走出迷途的第一缕曙光。

图：油画《自由引导人民》

（作者：德拉克罗瓦）

启蒙理性何以瓦解真实心灵？

文/金观涛

启蒙运动和“大分离”：理性主义的起源

个人有选择终极关怀的自由只代表现代真实心灵存在着解体的可能，并不意味着现代人必然丧失真实的心灵。然而，一旦现代性越出其发源地即加尔文宗社会，现代真实心灵的解体就不可避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在加尔文宗现代社会，个人权利来自自然法，它和终极关怀有关。现代社会是独立个人立约组成的契约共同体，立约是人在上帝面前的誓约即圣约（Covenant），它亦和终极关怀有关。

也就是说，在现代性起源的社会，现代价值和现代社会组织原则都与西方基督教终极关怀不可分离。虽然自由的个人可以放弃终极关怀，但现代社会组织的运作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终极关怀，现代真实心灵相当稳定。然而，其他轴心文明要学习现代性，必须实现现代价值和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普世化”。所谓“普世化”，就是和加尔文宗的终极关怀脱离关系。否则，这些传统社会无法实现现代转型。一且现代价值和现代社会组织原则与终极关怀不存在内在联系，现代真实心灵就开始解体了。

人们都知道英国和美国是现代性起源的社会，并津津乐道于用五月花号的故事来象征加尔文宗信徒如何组织现代契约社会。1620年11月，五月花号到达新大陆。一群新教徒在登陆新大陆的时候，其中的男性成员在上帝面前立约（即《五月花号公约》），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公民社会，作为圣约的《五月花号公约》被视作美国宪法的前身。

其实，英国更为典型。英国社会现代转型始于清教（加尔文宗）革命，光荣革命的本质正是把法律立足于圣约之上。现代社会越出其发源地，传遍所有轴心文明，亦是通过英国和法国这两个主权国家的竞争开始的。当1688年英国成为最早的现代社会时，法国仍是传统天主教国家，并处于和英国的激烈竞争之中。英国因社会现代转型，经济和科技水平迅速超过法国。法国不得不学习英国，引进现代价值并向现代社会转化。

然而，在法国，个人权利和认知理性与天主教相互对立。这样一来，引进个人权利和认知理性必须反对天主教，这就是导致法国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意义正是将认知理性和对上帝的信仰彻底分离，从此以后，现代价值系统成熟了，而且成为普世的，它们可以推动所有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然而，启蒙运动中现代价值、认知理性和传统终极关怀处于对立位置，引进现代价值和认知理性必须反传统。这就为传统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现代真实心灵的解体埋下伏笔。

其实，早在启蒙运动开始之前，欧陆思想家就考虑过如何从认知理性推出对上帝的信仰。勒内·笛卡儿心物二分的哲学就是代表。心物二分的二元论确立了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开启了欧陆理性主义。所谓欧陆理性主义，就是从认知理性来推出一切，包括价值和终极关怀。

必须强调的是，笛卡儿哲学一开始并不反天主教。与笛卡儿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尔指出：“他（作者注：笛卡儿）在其全部的哲学之中都想能撇开上帝。然而他又不能不要上帝来轻轻碰一下，以便使世界运动起来。”也就是说，笛卡儿并未直接否定上帝，反而将上帝制定的规则视作永恒不变的，即“从上帝绝不改变，以及它总以不变的方式而行动，我们可以得出关于某些法则的知识，这些法则，我们称之为自然律”。显而易见，这种建立在理性主义之上的宗教信仰并没有真实性基础。只要认知理性进一步展开，其必定反对宗教信仰。这正是启蒙运动的逻辑。

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启蒙思想家在张扬现代价值的时候，一开始就指向颠覆宗教（彻底否定上帝的存在），并把现代价值建立在理性和科学主义之上。随着法国启蒙运动的普及，笛卡儿式的理性主义传遍整个天主教世界。在反对宗教的过程中，现代观念系统结构发生如下变化。第一，理性代替上帝，成为统治整个宇宙的法则，哈罗德－伯尔曼称其为自然神论，法律被视为国民公意。第二，源于自然法的个人权利转化为平等、自由和悻博爱，以及经济自由主义。社会契约作为国民公意的达成，其本身就是善，并非来自每个个人的权利让渡。

将这两点综合起来，就是对上帝的信仰和认知理性的分离并存转向两者互相对立的“大分离”运动。“大分离”带来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传统社会的终极关怀不仅不参与现代社会的建构，反而被认为是反现代的。这样一来，随着现代性的展开，终极关怀和价值的真实性开始瓦解了。

图：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剧照

或许有人会问：理性主义不是从理性推出终极关怀吗？怎么能说终极关怀的真实性一定会消失呢？如前所述，认知理性不能解决生死问题，除非生死问题已经被终极关怀解决，再让认知理性和它相联系，否则无论做什么样的推导，都不可能把终极关怀建立在认知理性上，因为两者真实性的结构不同。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概括理性主义的发展方向：由其推出的终极关怀是不稳定的，迟早会消失，但现代人又不能没有终极关怀。这时，现代性的另一要素即规定契约共同体范围的民族认同会在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力图取代终极关怀。

这就是用民族主义作为个人生命的终极意义和价值的基础。在理性主义用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性基础的，心物二分的二元论转化为现代人的宇宙观，用主观和客观的二分来把握世界的哲学产生了，其暗含着“事实是客观的，价值是主观的”这一主观价值论。主观价值论必然导致价值公共性丧失，价值真实性的基础亦开始解体。

因此，轴心文明现代转型过程中真实心灵的丧失具有必然性。如果没有启蒙运动，现代社会只能局限于加尔文宗社会（英、美），其他社会无法借由学习现代价值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法国启蒙运动的意义恰恰在于将现代价值从加尔文宗中剥离出来，并加以普及。然而，现代价值系统的普世化，却对应对上帝的信仰和认知理性从分离并存转化为互相排斥的“大分离”。正因如此，民族主义和启蒙运动成为所有传统社会引进现代价值并实现社会现代转型的必经之途。但民族主义代替终极关怀成为人生终极意义会导致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其直接破坏了现代民族国家组成的全球化秩序。民族主义带来的灾难会使人们怀疑民族主义是否至高无上，终极关怀的真实性和价值的真实性的沦丧意味着现代真实心灵是不稳定的。

上面只涉及加尔文宗以外的社会，指出其现代转型过程中面临现代真实心灵的解体，那么现代性起源社会中真实心灵是否也有同样的命运？我要强调的是，上文在分析加尔文宗社会中真实心灵的稳定性时，只考虑其内部结构，实际上其外部结构即它们和所有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忽略的。现代社会是民族国家，当各轴心文明都实现现代转型时，世界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的集合。全球化作为其整体秩序必须具有正当性，这时启蒙运动所奠定的现代观念系统是所有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础。也就是说，现代性起源的社会也不能保持加尔文宗信仰和现代价值分离并存的状态，加入全球化必须接受启蒙运动的结果，这使其现代真实心灵也不稳定。

经验主义和怀疑论：实然一应然、事实一价值

英、美作为现代性起源的社会，很难接受将终极关怀建立在认知理性之上。这样，当欧陆理性主义兴起时，为了与其对抗，英、美思想家必须在哲学上对现代价值和现代社会组织原则做出说明。所谓哲学说明，当然不能诉诸宗教。这时，一方面必须从认识论上指出不能从知识推出终极关怀和价值，另一方面把现代社会建立在主观价值论之上。这就是经验主义和怀疑论，其早期代表人物是大卫·休漠，后期代表人物是约翰·穆勒。

休漠从两个角度质疑理性主义：第一，科学事实是“实然”，道德是“应然”，从“实然”推出“应然”是不可能的；第二，从数学和力学（这也是笛卡儿理性主义的核心）推不出因果律。自从牛顿力学诞生以来，力被视作万物运动的原因，对自然现象的因果解释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休漠则指出，研究者实际上并不能确定自然现象是否服从因果律，只是看到一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后而已。这两点对欧陆理性主义构成致命一击，经验主义和怀疑论一直尽可能地保护着英美社会中理性和信仰分离并存的结构，使得基督教信仰免遭现代科学的颠覆。

图：哥特式建筑教堂的内部

经验主义和怀疑论哲学虽然指出了理性主义的错误，但没能阻止终极关怀的真实性和社会价值公共性逐渐瓦解。为什么？只要不立足于终极关怀，证明现代价值和社会组织的正当性，就只能依赖法律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它们都没有坚实的真实性基础。什么是法律实证主义？就是认为法律的本质只在于它是什么及如何运作，而不是应该如何。中世纪欧洲的法律（自然法）是上帝制定的法则，法律被看作一种来自终极关怀的规定。如果法律不是国民公意，又不是圣约，讨论法律只能撇开应然层面，只关注其实际如何。法律实证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

特别是 19 世纪以后，英美自由主义哲学家意识到实然和应然之间的鸿沟，开始严格地区别“对”和“错”、“好”和“坏”，以及自然规律（包括理性地认识自然法则）和法律。这时，法学的重心转向法律知识的研究，只顾及法律的实然形态，而不考虑法律的应然形态。假定法律只涉及实然层面的条文制定，而没有圣约和自然法背后的价值系统，一定会产生两个结果：一是法律只能基于经验的真实性，终极关怀和社会制度的联系不再存在·三是法律极容易变为统治者或立法者的意志。这一切都会导致终极关怀的真实性的丧失。

如果说法律实证主义将终极关怀从法律中剥离，那么自然权利和终极关怀脱离关系后又变成了什么呢？自然权利的正当性包含着具有终极关怀的人追求个人利益，当自然权利与宗教无关时，主体自由中的个人利益和偏好只能以主观价值论为基础，后果是价值的真实性的丧失。为什么？价值的真实性原本来自终极关怀，如果不从终极关怀推出价值，真实性就会被等同于公共性。公共性原本来源于真实性，而现在价值的真实性必须由其公共性来保证。一且价值的公共性丧失，价值就亦不再是真实的了。

任何价值作为主体对对象的评价，必定因人而异。价值和终极关怀无关，公共价值只能是不同个人价值偏好的合成。总而言之，一旦个人权利退化为个人利益，原本作为现代契约社会正当性基础的个人权利就变质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代表了个人价值之综合，功利主义起源了。当道德的基础是功利主义时，很多荒谬的伦理问题就会出现。与此同时，抽象的个体起源，成为现代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根据。

众所周知，功利主义既可以为自由社会做正当性论证，亦可以成为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19 世纪穆勒提出功利主义，本是为了证明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正当性。市场选择是将每个人的选择合成的结果，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但是，如果市场经济出现问题，功利主义强调绝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它很容易成为接受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前提。功利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在价值上的不稳定性，源于其缺乏真实性，这与现代真实心灵丧失是联系在一起的。

对于现代性起源的社会，为什么真实心灵一定会消失呢？关键在于，加尔文宗社会必须和其他现代社会一起加入全球化秩序中。这时，如果现代价值和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普世性得不到承认，且无法脱离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其一定会变成一种特殊的民族主义，和其他现代国家的民族主义发生冲突。这种特殊的民族主义一方面带来全球民族国家秩序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导致加尔文宗国家内部的撕裂。这正是我们在 20 世纪直至今天现代性展开过程中所看到的，英国脱离欧盟，美国社会精英阶层和基层民众观念日益对立。

事实上，在和全球化的冲突中，加尔文宗社会的终极关怀必定是不稳定的。只要新一代接受教育，接受现代价值和现代社会组织原则具有普世性，并与宗教元无关，他们只能认同现代价值和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正当性基础是价值事实二分即“价值为主观，事实为客观”。这种情况下，终极关怀和价值都没有真实性，唯有经验具有真实性。换言之，人已经不是三种真实性的载体，现代真实心灵已经解体了。

随着现代性的进一步展开，经验的真实性亦一步步地消失，现代性的阴暗面逐渐显露了出来。早在启蒙运动中，经验的真实性已被等同于客观实在。表面上，现代科学建立在客观实在的真实性之上，但随着 20 世纪科学革命的进行，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石，客观实在论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21 世纪的今日，客观存在的真实性正在虚拟世界和量子通信的冲击下风雨飘摇。在一个真假不分的世界里，不会有是非，也不会有真正的道德感和生命的尊严。当三种真实性都消失时，人类将回到轴心文明以前的心灵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