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庆育：法大22年，我的学术进阶之路|哲学|学术|文学|朱庆育|法大|法学|读书

朱庆育，1973年8月出生，江西瑞金人，法学博士，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法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法典评注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法学、法学方法论及德国近现代民法史与法律哲学。

1990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系，先后获法学学士（1994）、民商法学硕士（1999）与博士学位（2002）。2008年赴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国际私法与外国私法研究所访学。2002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2013年晋升教授，2014年转入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2019年入职南京大学法学院。出版《民法总论》《意思表示解释理论》等专著，主编《中德私法研究》集刊，主持教育部科研项目，曾获中国政法大学优秀教师特别奖及“最受本科生欢迎教师”称号。长期参与法典评注工作，2016年起主持《中国民法典评注》系列编纂。

很高兴又回来。

每年都要回来好几次，感觉很亲切。我系统教过的学生已经毕业，在座诸位很多都是第一次见，但好像没有任何陌生感。看到几个熟面孔，应该是去年应翟远见老师或前年应陈景辉老师之邀，回来教过几节课的班上同学。

一般来说，调离的老师即使有点影响，影响力也会终结于教过的学生毕业。此后，这个老师会成为陌生的名字，或者是「别人家的老师」。我非常感动，同学们还记挂着我，这大概跟我的授课录音还在法大流传有关。民法所的同事说：「你人是走了，可余毒未消。」说得我很不好意思。

弘毅跟我联系，说希望来跟大家交流一下。我非常乐意。协调好时间，今天就回来了。

交流什么呢？弘毅说不是以前那种学术讲座式的交流，同学们希望听听其他内容，用弘毅的话说，听听我的「心路历程」。提纲弘毅事先已经发我，上面辑录了同学们提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分两类：一是怎么学的？二是怎么教的？

那我就趁这个机会，简单梳理一下我在法大22年的学习与教学，希望对在座诸位有点参考意义。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也欢迎随时提出。大家像聊天一样自由交流。

不要期待过高，我的「心路历程」无趣之极。

文学青年的民国风

每个人，尤其是文科生，在一定的年龄段，或多或少都会有点文学青年的情结。我也不例外。大学里看了不少文学类的书。

不过，我看的文学书有点不一样。可能是因为正赶上兴起民国风，对民国作品特别有兴趣。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学校图书馆有一套《语丝》杂志，这是以鲁迅、周作人周氏兄弟为核心的文学与政论刊物。「语丝派」文笔都非常犀利，一剑封喉，过瘾得不行。

民国一堆文豪里，很奇怪，我特别迷周作人，跟着了魔一样，逮着他的书猛看。直到今天，看到周先生或者有关周先生的作品，我还会尽量买回来，包括这两年止庵编辑整理周先生文集，虽然大部分都有了，还是买了一套。

周氏兄弟并为文坛领袖，影响之大，无人能比。弟弟周作人不仅培养出享誉文坛的废名、俞平伯等「四大弟子」，也对梁实秋、林语堂这些大文豪有着深刻的影响。

周先生早期作品，论战风格明显，读来酣畅淋漓。中年以后，文风大变，变得波澜不惊冲淡平和而略带苦味，寓所也因此取名苦茶庵。

日侵时期，周先生曾出任伪职。抗战胜利，被判汉奸罪入狱。虽受新政府特赦，但从此处境窘迫。几十年来，各界人士一直对他讳莫如深，门生故旧形同陌路。最困顿落寞的五零年代，只有昔日弟子张中行不时登门看望。直到1990年，北大钱理群教授出版《周作人传》，周先生才算重新走入视野。

周先生还有个学生叫曹聚仁，新闻人，国学功底很好，49年后留在香港。周先生生活拮据，曹聚仁经常接济他，也在香港发表他的作品，还劝说他写回忆录，并帮助在香港出版。回忆录叫《知堂回想录》，咱们学校图书馆曾经有一本，我借出来读过。

很多同学对我的文风感到好奇，现在知道了，是受到民国作品的影响。当然，也受到金庸先生的影响。

学术青年的民国风

大学的专业学习刚开始不太愉快。

一年级的课无一例外都特别无聊。开了点法学课，味同嚼蜡；也开了点经济学的课，不知所云。至于其他课程，那就更不用说了。填志愿时「又是经济又是法」的憧憬遭到重创。特别不理解的是，明明不能自圆其说甚至相互矛盾，为什么还说得那么振振有词？

转折点出现在二年级上学期。

大二上学期开民法课，正赶上张俊浩老师——就是香香老师的博士生导师——主编的《民法学原理》出版。有些同学可能知道这本书，最后一次修订出版是在2000年，现在早已脱销。我们是第一届使用这本教科书的，很幸运。

读这本教科书才知道，原来法学教科书可以写得如此文采斐然，原来民法是如此逻辑如此思辨。

从此，我喜欢上了民法。

后来我了解到，当初编写教科书时，主编张俊浩老师，副主编姚新华老师、刘心稳老师和其他作者，集体住到昌平校区招待所，夙夜不懈，立志写出十年内不会被超越的教科书。

据我判断，这部教科书在出版后的二十年里，一直代表着大陆民法教科书的最高水准。

《民法学原理》受民国影响比较大。我按图索骥，四处踅摸民国的台湾的书。图书馆有少量民国台湾的官方盗印书出借，写着「内部交流」「供批判使用」字样。图书馆书店也偶尔会卖民国台湾盗印书，比一般的书贵得多。只要见到，哪怕借钱，我都要想办法买下来，以便「批判使用」。

通过各种「批判使用」，我结识了民法学家史尚宽、王泽鉴，结识了刑法学家陈朴生、蔡墩铭。

影印书都是繁体竖排，刚开始读起来很费劲，慢慢也就习惯了。我现在读繁体读竖排没什么问题，就是那时候读民国文学作品和法学著作打下的基础。

专业阅读对颓废病有神奇疗效。从此，我逐渐平静下来，不再光顾着后悔。以后的这几年，也基本就在读书中度过。

我的读书习惯比较独特。如果读教科书，喜欢以一本书为主，同时挑选有代表性的另外几本，摆在一起同步看。读到任何一部分，都对照其他几本。比如关于法人，读完为主那本的法人部分后，再看另外几本的相应部分。这样，读完一本书，也就同时读完几本书。

好处之一是，不用老师告诉我，说一个问题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因为我看书很容易发现这一点。这样，自然而然也就不会觉得法律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这点体会，可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我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寻求唯一标准答案的困扰。

所阅读的书，作者对我来说当然都是高不可攀的大家，所以不会轻易认定，说这本书跟那本书不一样，那肯定是这本书的作者不行。

作为一名还吭哧吭哧处于初学阶段的本科生，既没有动因也没有能力去怀疑任何一位心目中的学术大家，这反倒让我意识到，存在不同的提问方式，不同的提问方式指示不同的回答路径，即使提问方式相同，回答方式也未必一致。进而，促使自己去思考评判，哪种提问方式更切中要害，哪种回答方式更直击关键。

当时没有意识到，独立思考能力以及提出独立见解的能力，其实就在这时候开始生根发芽。

这样的读书经历也让我在以后的教学中一直强调，最好对照着读若干相同主题的书，即使不能做到，至少体系化看完某一套或者某一本书。法学知识体系环环相扣，如果不把某个知识点放在体系中，很难谈得上真正的理解。我对自己的学术观点一般都没什么自信，但是对这个读书体会，非常自信。

一定要多接触各家学说，一定要体系化读书，这两点我深信不疑。

我大学读书时间好像比较多，除了基本不参与文娱活动社团活动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经常逃课。这也是为什么我对逃课非常宽容，从不点名。

不过，单纯的放任也有问题。有些同学可能会把可以逃课理解为可以不学习，甚至有同学理解为，允许逃课即意味着许诺考试通过。所以近年来，我逐渐会强调：逃课的条件是，同样的时间里，自学效率比课堂效率高。

条件提得有点奇怪，因为这显然是不可验证的，只能逃课者自己把握。而且我相信，即使反复强调，绝大多数逃课，仍不是基于更高效学习的考虑，因为目前为止的经验告诉我，不及格的学生，考卷上通常既看不到上课的印记，更看不到其他渠道学习的痕迹。

这个看起来没有任何可操作性的条件，其实是我自己的逃课经验。

早期逃课，我的基本原则是：逃课时间必须用来学习，并且保证自学所得高于课堂。后期原则有所调整，变成：一旦判断课堂所得低于自学，就选择逃课。调整后，我逃课量大增，同时释放出大量时间用来读书。

读书稍微多一点，开始会有写作的欲望，也就会动手写点东西。

大四那年，我在《江西法学》发表了一篇所谓的学术论文。本科生，没有任何人指导，没有任何人推荐，写完直接投过去，居然就发表了，所以当时还是有点小得意的，觉得对学术还算有感觉。

当然，这种学习方法也不是没有代价。最直接的代价是，考试成绩一直不太好，因为考题基本都从课上或者指定教材中来，而且设定唯一标准答案。

本来也有补救办法，考前狂背重点一般比较有效，但这种事情好像跟我的身份不太符——虽然我也没什么身份。不仅如此，少年心性的毛病还老犯。看到大家都在废寝忘食背重点，我偏偏要去录像厅看录像，每考一门去看一场。

不过，成绩虽然不是很好，也不至于特别差，至少没补考过，还莫名其妙得过一次三等奖学金。

读书诸法

同学们读书方面疑惑比较多，咱们接着说说读书的事吧。

虽然是法学专业，可大学时候，我读的非法学类书比法学类多，部分原因是，可读的法学书实在不多。除了文史类，高年级快毕业的时候，我开始找一些政治、哲学类的经典著作来看。

记得读过的第一本政治哲学经典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硬着头皮啃完，只有一个感觉：大家不愧是大家，写的东西我基本没看懂。也曾经试图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但刚开始就放弃了，实在是没办法读下去。

等到研究生阶段再拿起《社会契约论》，才感觉这本书其实如此浅白。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也在硕士期间读完了。

经常有同学问我，书读不懂怎么办？

我的体会是，只要认定是经典著作，读不懂就硬读。读不懂，通常说明不具备理解文本所需知识，但这些知识也只能靠阅读获得。

如果读不懂就轻易放弃，也许永远都不会有读懂的机会。反之，一本一本的啃过去，知识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理解能力会越来越强，所积累的知识也会越来越丰富。这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称之为「解释学循环」。

读书过程中，往往只见循环而不见上升，所以很容易自我怀疑：读了这么多，怎么好像没什么长进？

知识的积累比较缓慢，很难明显觉察出来，所以要有耐心；而且，知识增长，有时候不是让人产生充溢感，沾沾自喜于无所不知，反倒可能让人感觉虚空，惶恐于一无所知。

检验有没有长进，有一个简单方法：一两年后，回过头去读之前读过的书，如果感觉和当初一样难，那大概说明确实没什么长进；如果感觉容易了，说明知识有增长。

经常还有同学问我：读书记不住怎么办？

没有人可以记住全部读过的书。如果总是纠结于能不能记住，也许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以记忆为读书目标，这可能是多年应试形成的下意识；二是读书太少。

记忆力有好有坏，好的可以做到过目不忘。但无论好坏，记忆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淡。读书越少，会越珍惜所读的书，也就越想记住。有点悖论的是，读书越少，知识越少，记忆维持的时间会越短。

办法有两个。

第一个办法，先忘掉记忆的事情，找类似主题的文献，一本接一本去读。读到足够多后，能不能记住某一文献的内容就不再重要，因为你已经掌握这个主题或这门学科的知识体系。

从学生时代开始，我花了很多年，粗线条系统阅读过功利主义、实证主义、自由主义、诠释学及新制度经济学这几个主题的经典文献。我的治学路数，正是在梳理这些主题的过程中慢慢成型。

这个办法告诉我们：比记住文献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掌握知识体系。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多读，同时，勤做读书笔记。

如果觉得这本书太经典，一定要记住，那就试试第二个办法。这个办法其实还是多读，只不过是就某一本书一遍又一遍地读。

听过我的课或者授课录音的同学应该知道，我特别喜欢约翰·密尔，课堂上经常提及这个人。我有一个偶像排行榜，他长期高居榜首。约翰·密尔的书尤其是《论自由》和《自传》这两本，我已经记不清读过多少遍了，到现在也还要反复阅读。

反复阅读可以维续记忆，更重要的是，经典之作，必定是常读常新的，不同时期阅读，会有不同收获，顺便也可以检验自己有没有长进。

经典常读常新，对此我深有体会，包括金庸，从初中读到现在，百读不厌。所以，对于学术经典，不要指望读一遍就完全理解，最好隔一段时间阅读一遍。

黄侃黄季刚先生小学天下第一，名列章门「五大天王」之首，天资之高，世所罕有。但他的自我认知是：「汝见有辛勤治学如我者否？人言我天资高，徒恃天资无益也。」

怎么「辛勤治学」？还是用黄先生自己的话说：「余观书之捷，不让老师刘君。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亦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灿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记遍数。」

天才尚且如此，何况常人？

可问题是，那么多书，既要反复阅读，又要不断拓宽阅读面，怎么办呢？

我的建议是：第一，尽量选择高质量的书。读书时间非常有限，要读的书无限多。要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读书中，就尽量不要让垃圾书占用过多时间。如果垃圾书提供的知识或观念是错误的，那就不仅仅是浪费时间这么简单。第二，选择一些特别能打动自己、特别能影响自己思想路向的书，反复阅读。

一言以蔽之，读最好的书，在最好的书里，选择最具共鸣的书反复阅读。

越是初学者，越有必要阅读高质量的书，因为踏入新领域，第一次接触的知识印象最深，而初学者又不具备鉴别能力，往往受误导而不自知。等到泥足深陷，那就回天无力了。

可是，不具备鉴别能力，也就意味着没有能力判断书的好坏。这又怎么办呢？

办法有三个。

第一，看作者名望。在成熟的学科领域，最具名望的，往往也是最杰出的学者，他的作品也最值得信赖。不过，这只是成熟学科领域的特点。中国法学，这个标准还不太靠谱。

所以需要结合第二个办法，借助老师尤其是授课老师的推荐。老师对于授课专业的文献通常比较熟悉，所作推荐一般也都经过筛选，比初学者全凭名气的莽撞靠谱一些，但也取决于老师的鉴别力与用心程度。

我自己主要用第三个办法，即是利用靠谱的书评类文献，其中，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读书》，包括对我治学理念形成重大影响的哈耶克、以赛亚·伯林这些人，都是先在《读书》上接触到，然后按图索骥找他们的著作来读。

不过，书评类文献对选择法学著作意义不大，因为此类文献很少涉及法学、尤其是纯法学著作。

对法学初学者来说，第二个办法比较常规，所以遇到什么样的老师非常重要。当然，多数法科学生没有机会选择老师，进入大学后，会碰见什么样的老师，多少有点宿命的意味。法大还好，每门课都有很多老师可以选择。

我之所以主要用第三个办法，是因为读书经历里，自学成分比较大。不仅仅大学阶段，硕士阶段也是如此。

硕士入学，分配给我的导师人非常好，也原本打算根据我的特点做有针对性的指导，但见过两次面后，很不幸，她乳腺癌复发，不能再带学生。我请求导师组重新分配导师。导师组答复说：我们是导师组负责制，你有学习上的问题想找哪位老师都可以，为什么非得要个名义上的导师呢？所以硕士三年，我没有名义上的导师。

我可能是法大历史上唯一没有导师的硕士生。硕士毕业论文要填写指导老师，我很费了一番踌躇，最后决定填将来的博士生导师。答辩时，一位老师还专门提出疑问：杨老师不是你的指导老师，为什么填他？我只好说：因为我不知道该填谁。

平常还好，反正我本来就习惯于自学，没人管，自由自在看书，倒也惬意。一年中有一天会觉得比较落寞，就是教师节那天。等到这天，大家都有人认领，只有我像孤魂野鬼，没人要。但一年也就这么一天，问题也不是太大。

读博后，杨老师也不管我，继续放任我随心所欲读书。每次跟杨老师见面，他只是问：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有什么心得？从来不会说：你应该读什么什么书。

这个经历对我培养学生有点影响。我经常跟学生说，不要太依赖老师，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至关重要。

我知道学生都比较怕我，其中一个原因是，问问题的时候，我态度通常都不太好。

必须承认，我的确不是循循善诱春风拂面式的老师。

每年民总第一课，我都会引用约翰·密尔的两句话，以表达自己认同的教学思路。一句话是：「如果不要求学生做不会做的事情，他就永远不会去做能做的事情。」另外一句是：「凡是能运用自己思考得出的东西父亲从不教我，只有尽我努力还不能解决的问题才给指点。」

两千年前，孔子说过类似狠话：「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从这几句话里，可以理解我为什么总喜欢「折磨」学生。

课堂上，我会强调：欢迎问问题，可是最好对问题先有自己的思考，自己查阅过资料。所以学生问我问题，我经常会反问一句：你觉得呢？多数情况下，学生会觉得尴尬，心里可能在想：我要知道还问你？其实我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思考是什么？

我的基本态度是：大量的问题，可以通过自己查阅资料获得解答，如果还无法解惑，欢迎带着困惑跟我讨论；如果对于一个疑问，自己没有思考过，没有动手去查阅资料，说明只是想要一个轻松确定的答案，但如果只得到一个答案，知识不会增长。

更重要的是，吝啬自己的思考，说明不用心。

张中行先生一生随顺，少有执念，但他「一直坚信」：「文学事业，有成就，要生死以之，至少也要多半个心贯注，半心半意必不成。」「文学」二字，换成「法学」，同样成立。

法科学生还会面临一个问题：怎么处理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尤其近年来，法律教义学的呼声迅速高涨，相应的，质疑法律教义学的声音也不绝于缕。

什么是法律教义学？简单说，就是依据实证法规范解决法律纠纷。这显然是法律人的基本技能，是法律人区别于其他专业的标志。但如果因此认为，其他学科知识对于法律适用没有或者不宜产生影响，又未免走得太远。

没有任何学科知识是自足的，法学也不例外。所谓学科，不过是基于研究所需的人为划分而已，完全没必要固守藩篱自缚手脚。

当然，如果以为社会科学或者哲学的研究可以替代法律教义学，则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同样不足取，甚至更不足取，因为这意味着，法学不必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

以前法大课堂上，我用过《笑傲江湖》里华山派剑宗气宗之争说明这个问题。二宗相争，表面上争的是剑气主从，但其实谁都清楚，真正的高手，必然是二者兼通的。所以，这种争论，不过是假动作而已，隐藏其后的，是领地、权力和利益。

剑气之争意义不大，有意义的是，如果想要二者兼通，如何修习？

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还是「解释学循环」。

常规方式是，以法学也即法律教义学为出发点，先尽量掌握法学本门功夫，当感觉法律教义学带来的挑战已经无法让你满足时，或者感觉法学修习进入瓶颈时，或者感觉视野正在变得狭窄时，就可能意味着，需要暂时离开一下，转而阅读诸如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乃至于文学艺术等相邻学科文献。进入其他学科后，当感觉思维越来越飘时，或者感觉思维方式越来越不那么法律人时，提醒自己转回法学。这就完成一圈小循环。如此周而复始，法学与相邻学科的素养交替增长。

直到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之前所接触的各学科知识开始融汇，这是完成一大循环的标志。

循环是螺旋式的，没有终点没有闭合点，但不会让人因此感到绝望，相反，每完成一圈，无论圈大圈小，都会发现，每往前跨进一步，总能看到新的知识风景。

永远都不知道下一步会看到什么样的知识风景，这种感觉非常奇妙，也正是知识魅力之所在。

当然，起点也可以是比如哲学这样的抽象知识，然后具体化至法律教义学。理论上，没有天然正确的起点。练剑练气，乃至于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没有固定的顺序，孰先孰后，修习者根据自身特点确定。

我之所以会说以法学为起点是常规方式，是因为这是对「法科学生」描述的景象。

被贴上「法科」标签，有时候会让志存高远者感到委屈——说好的君子不器呢？

没错，学科是人为划分的结果，不必自陷牢笼。但知识毕竟越来越丰富多样，因而越来越趋于专门化与精密化。最聪明最勤奋的人穷其一生，也无法获得全部的知识。即便头戴「百科全书」桂冠的学者，在知识汪洋里，也不过是几片浪花而已。

这告诉我们，知识必然存在分工。知识分工带来的后果是，每个人的知识都是片面的，追求全面无标签的知识，往往一无所获。

如果不想丢掉「法律人」这个标签，在知识增长的螺旋循环中，就最好守住法学这根中轴，让其他学科知识为法学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