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源于生活,情节有所虚构

陪老父亲住院,我瞧见一对夫妻挺奇怪的。

女的癌症晚期,情况很不好。

她老公在走廊里睡。

一张硬邦邦的塑料椅子就是他的床,身上盖着一件颜色都洗淡了的旧棉袄,脚上穿着双旧球鞋。

一看就知道是干力气活的人。

这女的已经住院好几个月了,从头到尾,只有这男人一个人守着她。

我觉得很奇怪。

女儿得了这么重的病,娘家人按理说总该来个人搭把手,看看她吧?可就是没有。

我递给他一个苹果。

他呆呆地接过去,说了声“谢谢”,却没吃,只是紧紧抓着那个苹果,好像抓着什么要紧的东西。

我听旁边病床的家属小声说,这女的老家是山西的,但娘家的人就在咱们东北这边住着。

这次她是专门从山西回来,想陪自己爸妈过个年。

谁知道,刚回来就突然脑出血倒下了。

更让人想不通的是,她娘家那边,至今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你老丈人家还没来人?”我实在忍不住,问了他一句。

男人摇摇头,眼睛红红的,一看就是很久没睡好觉了:

“打了电话,他们都说……都忙。”

这时,病房里突然传来他老婆痛苦的哼哼声。

这男人就像被电了一下,猛地从椅子上弹起来,飞快地冲进病房

那动作快得让人看着都替他难受。

听说这女的,真的快不行了。

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单,告诉家里人要做好准备了。

可是,她的家里人,到现在一个都没露过面。

这个男人,对我们这地方完全不熟。

要买点什么东西,都搞不清楚地方,显得很迷糊。

就连买办后事用的东西,还是我们病房里一个热心人带着他去的。

男人进了病房。

我也跟了进去。

病床上躺着的女人,脸色黄得像蜡一样。

因为脑出血,她半张脸有点歪。

她一点力气都没有,根本说不出话来。

就像病房里那位大妈说的,这人现在,就是在等死了。

“马上要做手术了,钱还是不够……”

男人低着头,声音很小,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他的手指不停地搓着衣服边角,“能借钱的亲戚朋友,我都借过了……”

“她娘家人不就在本地吗?”

我有点想不通,皱着眉头问,“看你们条件也不太好,为什么不找她爸妈帮帮忙呢?”

男人的眼眶一下子红了。

他没有回答我,只是转过身去,拿起毛巾,轻轻给病床上的老婆擦脸。

下午的时候,病床上的女人突然醒过来一小会儿,精神好了一点。

她主动跟我聊起了天。

她告诉我,她和老公在山西那边挖煤,住在临时搭的棚子里。

他们有两个孩子,留在老家上学,由孩子的奶奶照顾。

这次专门从山西赶回东北过年,没想到刚踏进家门,她就突然脑出血倒下了。

“我每年都回来,就是想看看我爸妈。”

她说话非常困难,说一个字都要喘口气,好像每个字都是从牙缝里使劲挤出来的,“可是我妈……一直嫌我穷。”

原来,她在我们本地还有两个弟弟,都是做建材生意的。

两个弟弟都很有钱,开很贵的车,住大房子。

而她呢,嫁给了山西一个穷矿工,家里人都觉得丢脸,把她当成家里的“污点”。

“三年前,我爸得了很重的肝病,我专门回来照顾了他整整三年。”

女人说着,眼泪从眼角流下来,“那时候,我的两个孩子还在山西老家呢……可是,我妈说弟弟们生意太忙,不能耽误。”

最让她难受的是,当她因为要照顾孩子不得不回山西时,她妈妈竟然威胁说,如果她走,就再也不认她这个女儿了。

她的两个弟弟更过分,骂她“不孝顺”,连爸爸最后一面都不让她见。

“我爸去世那天,我妈还打电话来骂我,说我没良心。”女人说到这儿,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可是他们……他们连一天都没照顾过我爸啊!”

“我怎么也没想到,我对他们好,照顾我爸,反倒让他们恨上我了!”

女人哭得停不下来,非常伤心。

第二天一大早,病房里突然乱哄哄的。

护士大声喊:“病人很危险!要抢救!家属赶紧下楼交钱!”

医生们也急忙冲进病房救人。

女人的老公,那个一直守在走廊的男人,扑通一声跪在了走廊地上。

他把额头紧紧贴在冰冷的墙上,肩膀不停地抽动。

谁都看得出来,他已经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因为,他实在拿不出抢救需要的钱了。

不过,医院还是破例,允许先抢救再说。

就在这个时候,电梯门“叮”的一声开了。

走出来一个头发烫着卷、穿着貂皮大衣的老太太,脚上还穿着高跟鞋,看起来很有钱。

她身后跟着两个穿着西装的、年纪中等的男人,应该就是那女人的两个弟弟。

看他们的穿着打扮,也肯定不缺钱。

老太太皱着眉头,声音又尖又响地问:“怎么回事?人快没了?”

她说话的样子和语气,让人听了心里很不舒服。

男人像看到救星一样,猛地冲到老太太面前:“妈!熙熙她快不行了——”

“行了行了,别废话,”老太太不耐烦地打断女婿的话,“我问你,熙熙自己有钱存着没?”

男人一下子呆住了,黑黑的脸憋得通红:“妈,我们哪有钱存啊…现在做手术的钱还差一大截呢…”

“没钱还治什么病!”女人的弟弟在旁边插嘴,语气很冲,“我姐就是瞎折腾,大过年的跑回来干啥?真是添晦气!”

这些话一出口,我们整个病房的人都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时医生出来了,说病人暂时没危险了,但必须马上做手术。

老太太一听手术要那么多钱,嘴巴一撇:“这么贵?德明啊,不是妈不帮你,你两个弟弟最近做生意,钱都压着呢,手头紧得很……”

说完,她放下一袋水果和五百块钱,说医院旁边的宾馆太破,住不惯,要去大儿子家住。

临走前,她回头看了看病床上的女儿,丢下一句:“熙熙啊,不是妈说你,当初你要是不跑那么远,留在家里,你爸说不定还能多活两年呢。”

我们所有人都听得心里发凉……这,可是她的亲妈啊!

病床上,女人的眼皮不停地抖,一滴眼泪从她的眼角滑了下来。

深夜里,我起来上厕所,看见那个男人蹲在走廊最黑的地方抽烟。

烟头的光一亮一暗,照出他脸上湿湿的泪痕。

“大哥,别太难过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安慰他。

“我媳妇十六岁就去山西打工了,辛苦挣钱供她的两个弟弟上学。”他声音沙哑地说,“她大弟弟上大学的钱,是我媳妇在煤矿背煤,一筐一筐背出来的……现在他们却骂她不孝顺……”

一个星期后,女人还是走了。

走得很突然,连最后想说的话都没来得及说。

女人的妈妈带着两个儿子来办后事,但是,他们一分钱都不愿意出。

他们在医院走廊里大声地讨论买墓地的事,贵的觉得浪费钱,便宜的又觉得没面子。

“骨灰盒买最便宜的就行了。”老太太对女婿说,“反正,你带回去也没地方放。”

我们这里的医院和火葬场离得很近。

男人一个人默默地忙了好几天,处理所有的事情。

最后,男人办好了所有手续,一个人捧着老婆的骨灰盒,呆呆地站在医院大门口。

我帮他提着行李,忍不住问:“不去你丈母娘家住一晚再走吗?”

他摇摇头,声音轻得像一阵风:“他们不让我媳妇进家门……说嫁出去的女儿,死了也不能回娘家安葬。”

这个男人小心地把骨灰盒包好,放进一个很旧的背包里。

他说,要坐火车回山西老家去,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等着他。

这个在煤矿干了二十年的男人,现在背驼得很厉害,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

看着真让人心疼。

“我媳妇跟我说过,” 他忽然转过头对我说,“她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没有好好陪陪自己的孩子,反而把最好的时间都给了那个…永远都不懂得感谢她的娘家。”

最让人想不到的是,男人走了以后,那个老太太又来了医院一趟。

她把医院账户里剩下的钱(可能是之前交的押金没用完的部分)全都取走了。

病房里有个看不过去的大妈说:“这是你女儿和女婿的钱,虽然你女儿不在了,可她还有两个孩子要养呢。你不如把这钱打给你女婿。”

老太太一下子急了,大声说:“我家的事,不用外人管!”

最让人没法理解的是,女人的两个弟弟也来了。

姐姐去世了,他们一声都没哭,还把姐姐留下的旧手机拿走。

男人本来想留下那个手机,当作一个念想。

可两个弟弟一点情面都不讲,直接抢过去说:“这是我们娘家的东西!”

其实,那个手机根本不值什么钱。

男人离开的时候,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件事。

他很难过地说:“我和我媳妇,为了她娘家辛苦了一辈子,我就想留下她一个旧手机都不行吗?”

看他实在可怜,我就去火车站送他。

火车站里人山人海,他缩在候车室的一个角落里,用身体紧紧护着那个旧背包,生怕别人撞到里面的骨灰盒。

“大哥,吃点东西吧。”我在车站的小店买了面包和水递给他。

他摇摇头,干巴巴的嘴唇动了动:“省点钱,孩子还在家等着交学费呢。”

候车室的广播响了,去山西的火车开始检票。

男人突然紧紧抓住我的手腕,力气特别大:“兄弟,你能帮我个忙吗?”

他从衣服最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很旧的照片。

照片上是四个年轻人站在雪地里。

最中间那个扎着两条辫子的姑娘笑得特别开心,旁边站着三个年轻男的,应该就是他和他老婆的两个弟弟。

“这是熙熙二十岁生日时拍的。”他用手指轻轻摸着照片上的姑娘,“她弟弟说这是娘家的东西,非要拿走。我…我趁他们不注意,偷偷藏了这一张。”

照片背面有字,用蓝色的钢笔写的,颜色都淡了:“给最爱的德明,1999年冬天”。

我看到男人的指甲缝里黑黑的,那是以前挖煤留下的煤灰,好像怎么也洗不掉了。

“放心,我帮你多印几张。”我把照片小心地夹进我的本子里,“把你山西的地址给我,我印好了就寄给你。”

火车开进站台,声音轰隆隆的。

就在这时,这个男人突然撑不住了。

这个在煤矿地下干了二十年的男人,抱着那个旧背包,像个小孩一样大哭起来:

“她跟我说过…等孩子上大学了,就带他们回东北看姥姥…现在…现在…”

车站人很多,推着我们往前走。

到了检票口,他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这座到处是冰雪的城市,眼神空空的,像丢了魂:

“就是这个地方…害死了我的熙熙。”

三天后,我接到了他从山西打来的电话。

信号特别差,电话声音断断续续的:“我到了…孩子们都哭了…我把她(骨灰盒)…放在窗台上了…那里…能晒到太阳…”

话还没说完,电话就断了。

我再打过去,怎么也打不通了。

我爸爸在医院里病好多了,但我脑子里总想起那个在走廊椅子上缩着睡觉的男人。

过了几天,雪刚停,太阳出来了。

我去了邮局,把印好的照片寄给他。

我特意多洗了几张,怕他万一弄丢了,还有备用的。

一个月后,我爸爸出院那天,我又在医院门口看到了那个穿貂皮大衣的老太太。

她正和她的两个儿子吵架,声音又尖又响,在冷风里听得清清楚楚:

“凭什么要我出钱?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

好像是为了医院的什么费用没结清……

她小儿子很不耐烦地摆手:“行了妈,不就五百块钱吗?大过年的,真晦气!”

说完,他们钻进一辆黑色的奥迪车,车子开过积雪的路面,溅起的脏水弄湿了路边一个卖烤红薯老爷爷的棉裤。

春天到了,我收到了一个从山西寄来的包裹。

里面有一小袋晒干的红枣,还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兄弟,矿上发的年货,很甜。杨德明。”

包裹最下面,压着一个用布缝的小袋子。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几块黑亮黑亮的煤块。

这些煤块被透明胶带粘成了一个爱心的形状。

我把这个煤块做的爱心,放到了书柜最上面一层。

旁边就放着那本写下了这个故事的笔记本。

有一天,我四岁的小侄女来我家玩。她指着书柜上的煤块爱心问我:“舅舅,这是宝石吗?”

“不是宝石,”我抱起她,“但它比宝石还要珍贵。”

“那是什么呀?”她好奇地问。

“这是一个男人用他唯一拥有的东西,做出来的爱心,代表他对他老婆全部的爱。”

窗外,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悄悄地落了下来。

我想起了那个没能活过这个冬天的女人,想起了她老公那双粗糙、裂口的手,也想起了他说要把骨灰放在窗台上晒太阳的话。

也许在另一个世界里,那个叫熙熙的姑娘正穿着花棉袄,在东北的雪地里开心地笑着,就像她二十岁照片上那样年轻漂亮。

我忍不住想,就在现在,在山西某个破旧的工人房子里,在昏暗的灯光下,那个叫杨德明的男人,可能正对着窗台上的骨灰盒,小声说着今天在矿井下干活时发生的趣事。

隔壁房间里,他们的两个孩子正在写作业,铅笔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声音。

远处,火车的汽笛声呜呜地响着,这些声音一起飘向夜晚布满星星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