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德贵（1920—1997年），北京人，回族，少年时代便对相声产生浓厚兴趣。他曾拜相声前辈张杰尧为师，并通过这位师父的教导，逐步走上了相声的艺术道路。18岁时，他和王世臣一起前往天津，凭借一段《数来宝》迅速在天津的相声界站稳了脚跟，逐渐积累了相当的声望。

在天津，班德贵一直以张杰尧的徒弟身份活跃于相声江湖，但张杰尧的辈分问题始终存在争议，这也成为了他人生中的一段特殊经历。直到1953年，班德贵由相声泰斗张寿臣亲自推荐，拜入了马三立门下，正式成为中国相声的第六代传人，属于“宝”字辈，这一身份也得到了广大同行的广泛认同。

马三立和班德贵都是回族，二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师徒情谊。马三立为班德贵取了艺名“班笑魁”，但当时班德贵已经年满33岁，且新中国成立已有数年，所以他并未使用这个名字，而是继续以本名示人。班德贵的相声技艺十分出色，无论是捧哏还是逗哏，他的表演都精准到位，口风犀利，面容冷峻，因而获得了“冷面滑稽”的美誉。除了在相声艺术上精益求精，班德贵为人正直忠厚，艺德高尚，深得同行的好评和尊敬。

周德山（1878—1955年），天津人，是中国相声界的杰出人物之一，因其高超的技艺被誉为“相声八德”之一。周德山与李德钖等相声大家曾搭档演出，享有极高的声誉。因脖子短且常露大嘴笑，周德山的艺名被戏称为“周蛤蟆”。他是马三立的师父，也是班德贵的师爷。新中国成立之前，班德贵在天津南市的相声场地担任“掌穴”，即场地负责人，负责安排演员演出并分配报酬。

有一天，班德贵召集相声演员开会，他严肃地对大家说：“老少爷们儿，我有件事想跟大家商量。”大家顿时安静下来，听班德贵继续说：“昨天我见到周德山老爷子了，他的身体不好，已经很难再上台表演。老爷子年事已高，没有儿女，生活也比较困难。我们作为他的徒弟，应该多帮一帮他，我提议大家每个人少拿一点工资，剩下的部分由我们定期送给周爷爷，看看大家是否同意？”话音刚落，所有人纷纷表示：“赞成，就按您说的办！”

周德山与妻子一直依靠马三立及其他徒弟的帮助生活，马三立家中子女较多，生活本就不富裕。而有了班德贵等人的资助，周德山夫妇能够过上稍微轻松的生活，时常可以去街上走走，买些小物件。1955年，周德山因病去世，班德贵带着人协助马三立为周德山安排了丧事，并全程参与了相关事宜。

王鸣禄（1938—2022年），天津人，既是相声演员，又是相声作家。家境贫寒的王鸣禄自幼便爱听相声，经常去相声园子看演出，渐渐地与班德贵建立了深厚的师徒情谊。王鸣禄的父亲早逝，母亲与姐姐相依为命。年仅12岁的王鸣禄便承担起家庭的重担，虽然年纪小，但他始终不放弃努力，生活却依然艰难。

有一天，母亲告诉王鸣禄家里没米了，王鸣禄顿时着急起来，赶紧说道：“娘，我去想办法。”他想到了班德贵，曾经在困境中得到过班德贵的帮助。于是他径直前往班德贵所住的小旅馆，敲门后低头不语。班德贵看到王鸣禄的样子，知道他一定不好意思开口，便急忙问道：“孩子，家里是不是又缺钱了？”王鸣禄低声点头。班德贵毫不犹豫地从口袋里拿出一些钱递给他，叮嘱道：“你拿去先用，若是不够再来找我。”王鸣禄感激涕零，鞠躬道谢后离开。这段往事，王鸣禄一生难忘。

王鸣禄后来也成为了相声演员，但他思想较为新潮，虽然对长辈十分尊敬，但始终没有拜倒在地。直到1997年班德贵去世时，已经59岁的王鸣禄为了表示敬意，打破了自己的原则，跪在班德贵灵前痛哭，并恭敬地磕了三个响头。这一举动，表达了他对班德贵深深的感激和崇敬。

班德贵不仅在艺术上有所成就，他的人格魅力和正义感同样让人敬佩。1944年一个下午，班德贵在街头看见一名日本人坐着人力车，不仅不给车夫钱，反而打了车夫一巴掌。班德贵怒不可遏，冲上去给了那名日本人一记重拳，将其打得后退了几步。那名日本人愤怒地想报复，却被周围的市民围住，大家纷纷出手，将他暴打一顿。班德贵看到车夫被欺负，慷慨解囊，将所有的钱都给了车夫，并叮嘱他赶紧离开。尽管有些担心自己会因此惹上麻烦，班德贵依然不后悔。他明白自己的行动是出于正义，虽有风险，但也无所畏惧。

相声艺人们都对班德贵的侠义行为深感敬佩，纷纷认为他是个真正的“侠客”，但班德贵自己却笑着表示：“您们太高看我了，我可没有什么武功，只是看不惯日本人欺负咱们中国人。”大家这才恍然大悟，班德贵虽然没有武功，但其英勇气概和正义之心，却让他赢得了所有人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