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敌营一潜伏就是15年，到了后期，官职大得自己都心慌，谁知道中央领导得知以后却告诉他：“不要怕，大胆往上爬！”

他就是李时雨，当时，他已经成了伪上海市警察局司法处长，手里攥着军、警、法三重权力。

1908年冬天，黑龙江巴彦县的地主李廷芳家添了个儿子，取名叫做李亭芳。这孩子从小就爱捧着本《水浒传》读，尤其崇拜里面的“及时雨”宋江，干脆就给自己改名叫李时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时候，23岁的李时雨正在北大法学院读书。北平街头的抗日游行里，这个平时一直都埋头念书的学生却站到了队伍最前面。提起往事，他只是说：“那时候啥也不懂，就知道日本人占了咱东北老家，不能忍！”

在地下党员夏尚志的介绍下，他加入了共产党，随后就脱下长衫换上工装，跑到哈尔滨铁路线上炸日军军火列车。

1934年大学毕业，组织上给他指了条险路：打入东北军。凭着老乡的关系，李时雨找到张学良公馆的警卫主任张学孟，顺利混进西安“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当办事员。

每天下班关上门，他就在油灯下把会议记录一字一句默写给交通员，那些关于东北军布防的情报，后来成都了红军判断敌情的重要依据。

西安事变爆发那晚，李时雨正在机要室值班。他趁乱把蒋介石侍从室的密码本塞进怀里，连夜送到地下交通站。虽然当时他手抖得厉害，生怕被撞见，但一想到这些消息能救同志们，就什么都不怕了。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李时雨就被困在了天津。正巧当时他的老熟人吴光弼在日伪法院做事，看他实在落魄，就介绍他去当检察官。经过上级的同意后，李时雨就当上了天津高等法院的检察官。

当上检察官没多久，组织上就给他下达了两个非常艰难的任务：送电台零件去河北，营救被捕的党员冯骥。

电台零件装在三个大木箱里，日军检查站查得严，三轮车不让过。李时雨琢磨了大半夜，最后想出个主意：找法院借了辆公务车，把零件藏在后备箱，自己就穿着检察官制服坐在驾驶座上。

过“法国桥”的时候，日军哨兵见是“皇协”的车，挥挥手就放行了。

救冯骥的时候更险。李时雨趁书记员不注意，把冯骥的卷宗偷回家全烧了。第二天，面对书记员的时候，他假装发火：“卷宗呢？是不是让日本人炸没了？”书记员吓得直哆嗦，赶紧按他说的向上级汇报。

没了卷宗，敌人只能将冯骥当场释放。“那时候办案子哪有啥规矩，全靠脑子灵活。”李时雨晚年常跟孙辈念叨，“敌人傻吗？不傻，是他们根本想不到，身边这个天天审案子的检察官，心里装的是另一个中国。”

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急需法律人才。李时雨就写了一篇《战时司法改革意见书》，表面上迎合日伪，实际在暗中留了不少漏洞。陈公博看了更是拍案叫绝：“这人才难得！”随后就直接任命他为立法委员。

想要在南京官场混下去，不会演戏可不成。李时雨每天都西装革履出入颐和路的权贵府邸，跟周佛海碰杯时用日语说恭维话，转头就把他们的密谈内容记在烟盒纸上。

有次伪政府要搞“清乡”围剿新四军，计划文件锁在军政部保险柜里。李时雨借口向陈公博汇报工作，直接找秘书处长要来了文件。

1944年汪精卫病死，陈公博就当上了行政院长，要把亲信都调去上海。李时雨本以为要暴露，没想到周佛海亲自点名留他：“李处长办事稳妥，上海离不开。”

这一留，他就成了伪上海市警察局司法处长，手里攥着军、警、法三重权力。“官做得越大，心越慌。”他给延安写信说，“怕自己忘了本。”组织上的回电却很短：“大胆往上爬，越深越安全。”

日本投降后，李时雨又被老熟人余祥琴拉进军统。戴笠见他熟悉汪伪内幕，大手一挥直接任命为上海区二站组长，让他负责抓捕汉奸。

“那些汉奸名单我早就摸清楚了，交出去的时候心里痛快。”他后来跟战友说，“但更重要的是，借着这个由头，我还能看到国民党的军事部署。”

1946 年，军统内部派系斗争，李时雨被仇家盯上。沈维翰翻出他弟弟和妻子曾被日军抓捕的记录，硬说他“通共”。起初戴笠压根就不信：“李时雨替党国抓了那么多汉奸，怎么会是共党？”

但戴笠坠机后，李时雨还是被关进了监狱。灌辣椒水，压杠子，在敌人的折磨下，李时雨几天几夜都不能合眼，但他心里清楚，只要松口一句，这么多年的潜伏就全白费了。

敌人让他签认罪书，他就破口大骂：“你们比汉奸还狠！”几个月，敌人没找到证据，只能以“汉奸”的罪名判他七年半。1949年初，国民党败局已定，他才被保释出狱。

出狱那天，李时雨拄着拐杖走在上海街头，看见解放军的卡车开过，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十五年啊，总算等到这一天。”他后来在《敌营十五年》里写道，“当我穿上解放军的军装，对着军旗敬礼时，才觉得自己真正活过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他没去要官，而是跑到统战部搞对台工作。有人不理解：“你潜伏那么多年，怎么不去当个官享享福？”对此，他只是摇摇头说：“我熟悉国民党那套，在这儿更能派上用场。”

1982年离休之后，他就把自己省吃俭用的钱全都捐给家乡办学，还跑到佛学院当副院长。他说：“这辈子在黑暗里待久了，就想多做点照亮别人的事。”

1999年冬天，91岁的李时雨在北京去世。临终前，他指着床头柜上的军装说：“帮我…收好……”那些没来得及说完的话，都藏在他当年恢复身份时写的诗里：

“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