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家养育三千死士的具体过程在正史中并没有详细记载，历史上仅仅提到了结果。因此，我们对于司马家如何培养这三千人的过程，无法从正史中获得直接的答案，必须通过相关史料进行合理的推测。

根据后来的历史学家的分析，这些死士很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实际上，整个过程中，唯有司马懿和司马师这对父子清楚这些死士的存在。这三千人并不是像职业军队那样经过严格的训练，倒更像是后来的黑社会小弟，或是漕帮的“兄弟”。他们或许能参与小规模的斗争，但要让他们在关键时刻为司马家拼命，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在司马家父子的安排下，这些死士在大多数时候可能从事的是普通的职业，如农民、商铺店员或码头工人等。直到司马家准备发动政变时，他们才被召集起来，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

《晋书》中有对“阴养三千死士”的记载，相关的文字大致是这样的：

“宣帝将要诛曹爽，深谋秘策，独与帝潜画，文帝不知其事。将发前夕，司马门内外镇静，阵势整齐。宣帝言：‘此子竟可也。’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布于人间，至此一朝集结，众人莫知其来源。”

简单来说，在高平陵政变之前，司马懿和司马师私下密谋，司马懿因紧张而难以安睡，而司马师却沉着冷静，准备发动政变，突然集结了三千死士，这三千人正是接下来政变的核心力量。

正史不会记录司马家如何秘密养育这些死士，这并非历史编纂者的疏忽，而是因为当时没有人知道真相。首先，司马家在政变前绝不会向外界透露此事。根据史料，连司马懿在政变前都未曾知晓司马师培养了多少死士，甚至司马昭也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晋书》作为正史，是唐朝贞观年间修订完成的，由唐太宗李世民下令修撰，而历史学者房玄龄负责主编。由于当时距离高平陵政变已经过去了约四百年，所以房玄龄在写这段历史时，已经无法找到当时的亲历者或可靠的证人。即便是这三千死士的后代，也几乎都已去世。因此，史学者只能根据一些流传下来的官方史料来进行写作，根本无法获取任何直接证据。

正因为没有确凿资料，学者们只能根据记载中的“阴养”二字推测，认为司马家当时是隐秘地“养”这些死士。史书记载并未说明这些死士被集中在某个地方接受训练，而是“散在人间”。司马家显然没有将这三千人集合起来进行集训，若是这样，早在曹爽知道后，就会立即揭发，导致司马家陷入困境。

从历史记载看，司马家确实将这些死士分散在人群中，这并不难理解，因为洛阳城内，司马家有能力为这些人提供工作岗位。比如，他们可以在店铺当伙计、在乡间做农夫，或在城内做一些杂务工作。对于当时地位高的司马家来说，找三千个工作并不成问题。这些死士日常的生活可能并未涉及司马家直接养育，而是通过工作与司马家建立了联系，关键时刻可以召集过来。

但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死士并不知晓自己最终的使命。如果他们知道自己被养育是为了未来协助司马家发动政变，极有可能有人会泄露这个计划。因此，司马家并没有向他们透露真相，只是让他们日常在洛阳周围生活，且在关键时刻能迅速被召集。

在选择这些死士时，司马家显然不会随意选择。根据历史背景，退伍的老兵可能是最合适的人选。司马懿曾是魏国的军事主官，与许多士兵有着深厚的联系。很多退役士兵或许在战斗中认识司马家，且退役后国家不再关心他们的生活问题，司马家便可以帮助他们找到工作，借此积累人情。

当时，司马家选择的死士，可能表面上是帮忙做杂事，等他们来到司马家后，才意识到自己被牵扯进政变。此时，如果他们尝试逃离，司马家则会立即除掉他们。更重要的是，一旦这些死士加入，司马家就已经掌控了他们的命运。

这些死士的战斗能力问题，现代人可能很难理解，古代士兵与普通人之间的差距并不像现代如此悬殊。在古代，战乱时期，许多普通人也是在必要时能拿起武器上战场的。即使这些死士大多是农民，他们也能在政变时作出反应，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至于司马家需要多大财力来维持这三千死士的生活，这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以当时的经济环境来看，即便司马家有相当的家产，也不可能长时间负担这三千人的生活。实际上，司马家并非完全养活这三千人，而是通过让他们从事普通工作，积累债务或恩情。这也使得他们在关键时刻能为司马家效力，政变时，他们也能为司马家立功。

总的来说，司马家通过巧妙的方式，不仅使这些死士在平时并未察觉自己的任务，甚至在政变时能够迅速集结。这个过程中，司马家的精心安排、巧妙操作，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都为这场政变的成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