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13日,凛冽的寒风像刀一样割在人的脸上,北京医院响起了庄严的哀乐,人们纷纷朝着一名老人的遗体鞠躬。
老人名叫华克之,曾是民国时期有名的刺客。自古以来,刺客都与阴险、狡诈等词语挂钩,为何华克之去世后获得了尊重?让我们走进华克之的传奇人生。
“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
1902年,华克之出生于江苏宝应,父亲华敬斋是个读书人,早年曾考中秀才,后因大清取消了科举考试,华敬斋的进京赶考之路也被封死。
华敬斋识文断字,祖上留下的家产也相对殷实,在当地颇具威望,所以华敬斋开办了一家私塾,华克之从小就在父亲门下读书。
华敬斋虽说是个文人,但并不迂腐,他很少让学生们死记硬背“四书五经”,他的课堂就像是个故事会,老师在台上声情并茂的讲述历史故事,台下学生畅所欲言。
除了老师之外,华敬斋还有一个身份——同盟会成员,作为一个“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华敬斋经常利用自己的课堂宣传革命思想。
“国家之强大需要不断变革,正如日本。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也曾尝试过多次变革,之所以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主要还是因为清政府早已腐朽不堪,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将清政府推翻,中国才能真正的拥抱现代文明。”
在父亲的影响下,华克之从小把孙中山视为偶像。1911年,华克之目睹了辛亥革命的火焰席卷全国,同时也目睹了革命者为了信仰而付出生命的壮烈,他立志也要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
然而,辛亥革命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孙中山所提出的“民主”、“共和”并未在中国降临,华敬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虎头蛇尾,主要还是因为“三民主义”本身具有局限性,它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革命仅靠枪杆子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完善的理论指导,那就和以往的农民暴动没有区别了,你要继续学习,只有不断的充实头脑,才能为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父亲的教导下,华克之没有放弃自己的学业,先后从绍兴中学、金陵大学毕业。
在经历了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之后,华克之深刻的意识到了群众的力量。
由于在学校中结识了张玉华、贺项光等马克思主义者,华克之经常在课余时间与他们讨论中国的革命方向。
当时马列思想刚刚传入中国,对于大多数爱国之士来说仅仅是空中楼阁,华克之只是对马列主义中“发动群众”的观点深感赞同,但内心依然觉得国民党才是领导中国革命最强有力的政党。
1924年,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提出了对“三民主义”进行了重新定义(即“新三民主义”),其中就包括“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等主张,这与共产党的革命纲领基本一致。同年,华克之加入了国民党。
五卅运动期间,华克之积极与直系军阀齐燮元沟通,极力阻止后者出兵镇压工人游行,因此被任命为南京青年部副主任。
1925年,孙中山病逝,蒋介石并未继承其遗志,在党内大搞权力斗争,这让华克之极为失望。
好在蒋介石刚刚掌握大权时并未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北伐战争初期革命军势如破竹,先后击溃吴佩孚、孙传芳部。
这让华克之产生了一种错觉,蒋介石虽说热爱权力斗争,但在革命战争中也算是个值得追随的领袖。
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蒋介石便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北伐的大好局面因此葬送,华克之的许多朋友也因为通共被逮捕。
华克之极为愤慨,公开斥责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他也因此被关进了监狱。在狱友的帮助以及一众国民党元老的力保下,华克之被释放。
蒋介石将他派往了江苏一带镇压农民暴动,想让他将功补过。华克之到了江苏后更加失望,地主们为了向农民勒索钱财,以通共为由毫无根据的逮捕百姓,当地官员对此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华克之当机立断,枪毙了几名欺压百姓的地主,刑场上枪声响起时,也就意味着他和国民政府彻底分道扬镳。
华克之认为,蒋介石是以反共之名,行夺权之实,以此下去的话,中国将会出现第二个袁世凯,于是他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反蒋斗士
1929年夏,华克之移居到了上海,在金神父路租下了一栋小楼。民国时期的上海格外喧嚣,这种嘈杂的环境为他从事地下活动提供了掩护。
在上海期间,华克之结识了“斧头帮”首领王亚樵,此人早年也是同盟会成员之一,在上海很有威望,哪怕是杜月笙见了都要毕恭毕敬。
大革命之前,王亚樵就曾策划刺杀军阀高官,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也召集身怀绝技的部下实施过刺蒋行动,无奈蒋介石日常出行非常谨慎,王亚樵一直未能成功。
王亚樵的一身江湖气让华克之十分敬重,华克之私下称呼王亚樵为“大哥”,两人还共同策划了刺杀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行动,只可惜执行任务的枪手误把秘书当成了宋子文,宋才侥幸逃过一劫。
王亚樵等人的刺杀行动给国民党右派带来了极大的心理震慑。
为了隐藏身份,华克之在上海开办了晨光通讯社,并化名为胡云卿。
1934年,华克之结识了爱国人士——孙凤鸣,此人身手了得,因早年在十九路军当连长,枪法十分精准。
十九路军曾在蔡廷锴的带领下起义反蒋(福建事变),孙凤鸣也早已看透了蒋介石的虚伪,华克之与孙凤鸣二人相见恨晚,彻夜长谈,最终孙凤鸣成为了晨光通讯社的一名记者,实际上是想要借助记者的身份接近国民党要员,从而执行刺杀任务。
1935年,刺杀蒋介石的机会终于来了,国民党将会在南京召开第四届六中全会,此时各大通讯社的记者都有机会进入会场进行拍照、采访。
华克之马上与手下的“记者”讨论行动计划,孙凤鸣自告奋勇,成为了这次刺杀行动的直接负责人。
华克之问道:“这次行动即便是成功,你也很难再回来了,你确定要去吗?”
孙凤鸣坚定的说道:“用我的命换老蒋的命,值!将来别忘了给我立块碑。”
为了将手枪带进会场,孙凤鸣将手枪拆成零件状态,然后装进早已掏空的相机中,当他拿着相机进入会场时,门口的案件并未生疑。
大概上午九点,进入了参会成员合照环节,按理说蒋介石、汪精卫分别是国民党的一二号人物,两人应该坐在所有成员中间,但一切准备就绪后,汪精卫身边的座位始终空着。
由于蒋介石此前曾遭到过刺杀,所以出席公共活动时非常谨慎,当时大厅内人员非常复杂,蒋介石已经预料到了会有风险,于是在秘书的建议下并未参加合照活动。
孙凤鸣早已在卫生间将手枪组装好,按照当时的安排,合照是大会正式开始前的最后一个环节,会议开始后,所有记者将会被驱离会场。
见蒋介石始终未露面,孙凤鸣心想,干不掉老大,干掉老二也行啊,摄影师刚刚按下快门,三声尖锐的枪响让在场的人心头一颤,孙凤鸣透过人群的缝隙朝着汪精卫连续开了3枪,汪精卫一头栽在了地上。
会场瞬间乱成了一锅粥,高官与记者们混在一起,形象十分狼狈,唯独张学良十分镇定,凭借枪声的方向锁定了孙凤鸣,一个箭步上去,孙凤鸣被按倒,随后保安赶到,朝着孙凤鸣的腿、肩膀开了两枪,使其失去了行动能力,孙凤鸣浑身是血,依然高呼“严惩国贼”。
孙凤鸣朝着汪精卫共开了三枪,由于现场情况复杂,没有一枪命中要害。其中有一颗子弹嵌入了他的脊椎,直到1943年才在日本被取出,那场手术也间接的要了汪精卫的命,从这个角度看,孙凤鸣的这次刺杀其实是成功的。
然而,事后孙凤鸣被军统用酷刑折磨了三天三夜,直至死亡,他一直保持沉默。但是,戴笠在他的衣兜里发现了一张记者证,并由此追查到了晨光通讯社。
戴笠马上安排特务调查晨光通讯社的全体成员,至于负责人胡云卿,任何档案都查不到这个人的信息,而且戴笠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该通讯社发行报纸并不多,但财务流水却高的惊人,于是他基本确定“胡云卿”就是这次刺杀计划的幕后策划人。
戴笠还通过附近商铺提供的照片,确定“胡云卿”就是多年前脱党的华克之,并通过线索确定了王亚樵也是行动的策划者之一。
最终王亚樵于1936年在梧桐山被特务击毙,华克之则早已躲往了香港。
王亚樵牺牲后,华克之发表了《为纪念南京晨光通讯社诸烈士逝世一周年告全国同胞书》,文章结尾他表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才能实现独立自主。”
华克之为了表示反蒋的决心,还特意向蒋介石的官邸寄去了一份,这令蒋介石极为恼火,命令戴笠务必将此人捉拿归案,如果抓不到活的,死的也行。
但华克之行事谨慎,军统追杀多年始终未果。值得一提的是,直接负责追查华克之的沈醉有一次果然找到了华克之的住址,这是距离抓住华克之最近的一次。
沈醉从功德林被特赦后还曾与华克之见过面,沈询问:“当时我蹲了你三天三夜,你为什么没回家?”
华克之回答:“我那天晚上确实是要回家的,隔着街道看见家里的窗帘被人动过,因此确定这个地方不能呆了。”
“你不能留在这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克之在华南局的同志的帮助下来到了延安,毛主席亲自接待了他。
华克之提出,希望能够留在延安,继续从事革命事业。华克之信仰坚定,并且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但毛主席却拒绝了他。
“你不能留在这里,并不是组织不愿意接纳你,眼下你依然是蒋介石的通缉人员,如果你留在延安,蒋介石会以此为由指责共产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眼下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任何事都要为民族利益让步。”
虽说没有留在延安,但毛主席亲自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之后华克之被派往了华南局,成为了潘汉年手下的一名特工。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为了限制我党武装的发展,一面封锁新四军、八路军的根据地,一面加紧派部队收缴日伪装备。华克之曾伪装成国民党中将,接受了日军大批装备,这为之后的中原突围打下了坚实基础。
然而,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往往会被错判为“内奸”,华克之在“潘汉年案件”中被牵连含冤入狱十余年,后来,华克之、潘汉年等人相继得到平反。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华克之十分欣慰,他表示:“如果不是自己身子骨不行了,还想继续为国家做点贡献。”
当提到之前的那些不公待遇时,他的内心十分平静:“无论经历了什么,我始终不会质疑党的路线的正确性。”
结语
原本是富家子弟,凭借父辈遗产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为了心中信仰,他放弃了一切,即便置身于险境也从未动摇。
从文弱书生到江湖义士,再到革命战士,真正驱动华克之完成这一蜕变的其实是那颗爱国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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