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4日下午，中南海内气氛热烈，新中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正在召开。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领导人与各界代表齐聚一堂，为新生政权的建设各抒己见。就在讨论进入高潮时，两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骤然传来，桌椅剧烈晃动，杯盏应声落地，会场瞬间陷入慌乱，代表们脸上满是惊愕与恐慌。
危急时刻，毛主席却神色自若，微笑着抬手示意：“继续开会，请代表们继续发言。”身旁的周总理同样镇定如常，静坐原位的模样迅速稳住了人心。待会场稍定，周总理悄悄写下纸条递予工作人员，片刻后收到回复：17点20分，朝阳门外辅华合记矿药厂发生爆炸，原因与伤亡不明，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彼时新中国成立不足一年，国民党残余特务频繁作乱，此前北京电车修理厂特大纵火案刚引发骚乱，这声爆炸更让人心惶惶，谣言暗生。
毛主席与周总理当即作出指示，命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市长聂荣臻、公安部长罗瑞卿火速彻查。三人第一时间抵达现场，眼前景象令人心惊：厂区沦为一片焦土，烈焰滔天，残垣断壁间散落着杂物与血迹，几百斤重的磨盘被掀飞数百米，附近寺庙的弥勒佛铜像也被震得无影无踪。经统计，爆炸造成39人死亡、406人受伤，497间房屋全部倒塌，1928间房屋部分损毁，威力覆盖周边一里范围。
罗瑞卿看着惨状怒火中烧，他早已知晓这家1947年创办的私人作坊，解放后与部队合作扩大规模生产雷管炸药，因地处市区多次要求迁址，却被厂方一再拖延。更棘手的是，谣言已在街头蔓延，有人称是蒋介石派无声飞机轰炸，也有人说方圆两里无人生还。为平息恐慌，罗瑞卿当即组建17人专案组，限期破案，并邀请苏联爆破专家马特维也夫协助勘查。
马特维也夫在现场细致排查两小时后，初步判定为人工破坏，这与众人对特务作乱的直觉不谋而合。很快，公安部截获两份来自台湾的密电，军统与中统特务竟争相邀功，毛人凤最终将三万美金奖励判给军统。专案组随即聚焦现场残留物，却未发现任何金属爆炸装置，排除了定时炸弹的可能；又排查了爆炸前进厂人员，门卫拼死保护的登记册上，仅三名幸存者有嫌疑。
嫌疑人肖定天因事发前心神不宁、未吃午饭且临时外出被优先审讯，他坦言是因腹痛不适、丢失怀表而心烦，外出是为看病，经查证所言非虚。对技术员郑新民、工人丁松林的审讯也毫无收获，而现场未检出白磷、黄磷等自燃化学品，车间又严禁携带火种，特务作案的手段成了谜团。此时，一位幸存老工人的话提供了新方向：“厂里制度松懈，之前就出过生产事故烧死两人，说不定是操作失误。”
一边是台湾特务高调邀功，一边是生产事故的疑点，专案组陷入两难。转机出现在6月24日，公安局截获一封台湾发来的三千字密电，其中详细罗列的伤亡数字、损失情况，竟与公安局刚统计完成的内部数据几乎一致。更反常的是，密电采用了与以往不同的单一密码方式，像是刻意暴露。
专案组立刻转变方向追查消息泄露源头，最终锁定生产部经理——他不慎将统计资料交给表弟查一峰，而查一峰正是潜伏特务，资料经其之手泄露给台湾。真相逐渐清晰：爆炸并非特务所为，而是一起生产安全事故，台湾特务只是借泄露的信息冒领功劳。
真正的导火索仍待确认，门卫的一段回忆揭开了最后谜团：爆炸前检查工人范震光时，曾听到其口袋里有银元碰撞声，范震光因担心银元被没收而拒绝配合检查。专案组随即委托清华大学实验，证实银元摩擦产生的火花足以引燃火药，现场找到的几枚变形银元，成为铁证。原来范震光违规将银元带入车间，口袋内银元摩擦起火，引燃了周边炸药，酿成大祸。
这桩震动全国的爆炸案终于尘埃落定，既揭露了特务造谣生事的阴谋，也暴露了工厂安全管理的漏洞。领袖在危机中的镇定自若，办案人员在迷雾中的抽丝剥茧，共同击碎了谣言，稳住了民心。这起案件也成为新中国安全治理的重要警示，为后续隐患排查、特务肃清工作奠定了基础，见证了新生政权在风雨中站稳脚跟的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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