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的北京清晨，寒风卷着积雪扑向中组部大门，一份加急文件自密封袋中抽出：“同意追认周治平同志为革命烈士。”字迹端正，没有过多修饰，却让几位工作人员对视片刻——周治平？中统档案里写作“周镐”，1949年早春被枪决的那个军统少将。新中国已走过十六个年头，很多人甚至忘了此人存在，但他的名字再次被拨亮，将尘封往事推到灯下。
时间拨回1936年。戴笠在重庆茶楼拍着桌子，语气带着试探：“老周，你去南京撑个点？”周镐只是笑：“行。”短短一个字，埋下他此生最危险的伏线。从湖北罗田农家少年到军校学员，再到军统骨干，他的轨迹乍看风光，实际处处暗礁。后来回忆录里写得直白——“那是一条只许成功、不能回头的路。”
抗战后期，南京成为拉锯焦点。日伪、军统、地下党三方博弈，周镐奉命空降，明面身份是周佛海幕僚，暗地一部电台通往重庆。值得一提的是，他手握的经费以金条计，却从不带回家乡旧房添一块砖，同行里流行一句戏言：“拿了老周的账目去翻，连一杯酒钱都找不出。”
1945年9月，战争结束，国民政府着手接管敌伪资产。周镐动作迅速，没想到却踩到高层利益。清点仓库时，他主张全部入公库；有人觉得分而食之才符合“惯例”。结果很快，他的名字出现在保密局的拘捕令上：贪污巨款。荒谬的是，此时账本仍在他贴身行囊里，一分未少。牢房潮湿，灯泡昏黄，他第一次彻夜反思军统内部的倾轧，“同床异梦”四个字写进那年日记。
1946年夏天，狱门打开，他获得名义上的自由，却对旧主再无半点留恋。老同学徐光楚找上门，没有寒暄，“我们需要一位熟悉军统的人。”周镐沉默几秒，回答干脆：“把党证给我。”就这样，他转身进入地下战线，代号“治平”。华东局批示里特意注明：特许保留少将军衔，便于策反。
1948年秋，淮海前线吃紧。周镐先在苏北协调物资，又亲赴第107军驻地做工作。孙良诚犹豫不决，周镐连住数周，陪吃陪聊，将对方心理摸得透透的。11月13日凌晨，5800余人举旗易帜，前线电报称其为“淮海战役重要突破口”。遗憾的是，胜利的风并未吹到他身上。
1949年1月，北风刺骨。孙良诚自请“去劝刘汝明”，临行前拍着周镐肩膀：“放心。”几天后，南京宪兵司令部的铁门在深夜“哐”地关上，周镐被反扣双手推了进去。有人低声嘀咕：“刘府送来的。”他苦笑一句：“看来我押错宝了。”同月下旬，国民党当局以“通共叛国”罪名将其就地枪决，年仅三十九岁。行刑前，他只向看守提了个小请求：“把这本日记捎给我太太。”对方没有回答，子弹随即划破清晨雾气。
江面雾重，武汉老宅的灯却常年不灭。妻子李华初坚信丈夫不会默默离开，直到1965年病榻上，她仍握着那本未寄出的日记，低声念着封底一句话：“愿与子同守四方。”这一年她走了，几个月后追认烈士决定下达，遗憾已然无法递送。
周镐的女儿周慧励后来整理父亲遗物，发现一封用旧日军信笺写的短札：“虎口之内，幸有余生；若不得见，剑胆琴心当留人间。”她将信、日记和军帽送进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展柜旁常有灰发老人驻足，他们或许记得当年电台里那串跳动的摩斯密码，也或许只对那个干净到近乎固执的军统少将心生敬意。
史料表明，周镐一生五次被捕，两次险些毙命，最终死于自己冒死策反的对象。表面看是个人悲剧，深层却昭示着一个时代的裂纹：旧制度已摇摇欲坠，却仍用惯性清算忠诚；新中国正孕育，即将给予这些默默无闻的逆行者名分。1965年那纸追认通知，于历史角度无非一份文件，对周家老少却是迟到的安慰，也是对阴影中无名者的庄重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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