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随即找到沈醉，当面质问：“听说17年前蒋介石曾让你暗杀我？”
这场暗杀旧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1926年的夏天，两位日后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长沙迎来了一场看似热络却暗藏锋芒的会晤。
一个是刚刚崭露头角、声名鹊起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一个是率桂军出征、攻城略地战功赫赫的李宗仁。
彼时的蒋介石尚未全面掌握党政军大权，而李宗仁已经是桂系军阀的核心人物，手握重兵，颇有一呼百应之势。
北伐前线，蒋介石虽为总司令，却苦于地方军阀各自为政，调兵遣将如履薄冰。
桂军的彪悍作战能力和李宗仁的威望，恰恰是他最需要的“助力”，一纸调令，李宗仁来到长沙，与蒋介石共商军机。
就在一次战事筹划间，蒋介石突然话锋一转，神情郑重地询问李宗仁的生辰八字，说是“算个命”，李宗仁一愣之下，犹豫着报了。
紧接着，蒋介石轻描淡写地道出一句：“我只比你大四岁，咱们投缘，愿不愿意与我义结金兰？”
李宗仁从军多年，历经世事，自然知晓其中含义，表面看是兄弟之谊，实则是一种政治上的笼络与归属。
面对蒋介石伸出的橄榄枝，李宗仁虽内心存疑，却也难以当面拒绝，只得以“我是下属，不敢高攀”为由婉拒。
谁知蒋介石执意要结拜，并当场取出事先准备好的“兰谱”一式两份，笑着说道：“从今往后，咱们就是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李宗仁虽觉其中有异，但碍于当时的政治局势以及蒋的地位，只得勉强应下，自此成为蒋介石名义上的“义弟”。
起初几年，两人合作颇多，北伐战争节节推进，蒋介石借助桂军之力，迅速扩展势力。
李宗仁也凭借战功，名声日隆，一度成为国民党内最具话语权的将领之一。
但这段“兄弟情谊”终究敌不过权力的诱惑与现实的利害，北伐完成后，蒋介石羽翼渐丰，开始不再掩饰其整顿军权、统一中央的野心。
他清楚地方势力越强，自己的地位就越不稳，于是，他开始系统地削弱各地军阀，李宗仁与其桂系部队，正是首当其冲的“目标”。
李宗仁并非不知蒋介石的算计，他出身军旅，久经沙场，岂会甘心被人操控？
桂军多年苦心经营，早已根深叶茂，若任由蒋介石一刀切去，那他这些年的辛劳岂不是化为乌有？
更何况，蒋介石此举无异于“过河拆桥”，在北伐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桂军刚立下功劳，转眼就要被收编打压。
李宗仁心中的不满与反感，也在这一刻悄然生根，他没有明着反对蒋介石，但却在暗中防范，甚至在多个关键节点上联合其他军阀，对蒋形成牵制之势。
蒋介石表面上仍然对他称兄道弟，但在心中，却早已将这位“兄弟”视作心腹大患。
时间来到1948年，国共内战进入关键阶段，蒋介石三大战役接连失利，国内外对他的领导地位频频质疑。
李宗仁趁势而起，依靠在美关系与桂系残余势力成功当选“副总统”，甚至一度被美国视为蒋介石的“接班人选”。
蒋介石的地位岌岌可危，“李副总统”四字，如同一把寒光四射的利刃，悬在蒋的头顶，让他寝食难安。
于是，那个曾被他称作“义弟”的李宗仁，就这样成为了暗杀名单上的头号目标。
那年深秋，蒋介石静坐书房，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侍从低声禀报：“毛人凤到了。”
蒋介石挥了挥手，示意让他进来，毛人凤是国民党保密局局长，一手掌控着党内最核心的特务系统，是蒋介石最信得过的“刀子”。
两人没有多余寒暄，蒋介石盯着毛人凤的眼睛，缓缓吐出一句话：“德公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
毛人凤没有回应，只是坐直了身子，等待上峰的下一句指令，蒋介石沉默片刻，像是在衡量，又像是在试探。
他没有直说“刺杀”二字，只是绕了一个大圈子，说起“党国危急”“奸人当道”“不惜手段也要守住中枢”等等话语。
每一句都没明说，但每一句都剑指李宗仁，毛人凤心知肚明，蒋介石这番话的真正含义，是要他为“处理李宗仁”物色一个合适的执行者。
只是这样棘手的任务，非得心腹中的心腹、刀尖上的刀尖，才可胜任。
毛人凤想了一会儿，提出了一位保密局的行动处长叶翔之，此人笔杆子极硬，脑子活络，能写也能干。
沉吟许久，毛人凤低声说出一个名字：“沈醉。”
作为“军统三剑客”之一的沈醉，历经无数风浪，是戴笠最倚重的特工头目。
他执行过的秘密任务无数，稳、准、狠，是他身上最鲜明的标签。
1946年，戴笠乘机遇难，蒋介石震怒，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找回尸体。
众人畏惧不前，唯独沈醉毛遂自荐，孤身赴险，翻山越岭，终于带回戴笠的遗体。
所以，当毛人凤提及沈醉时，蒋介石只是点头：“叫他来见我。”
几天后，沈醉赶赴南京，被安排在专接美方特使的“诚庐”休整，一切规格极高，沈醉自己都隐约意识到，此行非比寻常。
傍晚，他被带到蒋介石的住所，蒋介石神情平静，语气亲切，先是关心他的家眷、询问云南站情况。
然后话锋一转，说起党国当前局势，“奸邪当道”，“内忧外患”。
蒋介石并未明言要“刺杀李宗仁”，甚至连“李副总统”三个字都未出口，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你知道该怎么做。”
沈醉低头点了点头，没有多问一句。
翌日清晨，沈醉便开始部署，李宗仁的公馆坐落在鼓楼傅厚岗一带，地势不算偏僻，却进退有度。
李宗仁一向谨慎，深知自己树敌太多，住所周边看似普通的民宅，其实多半是他安插的警卫与眼线。
正因如此，沈醉没有选择“正面硬来”，而是将暗杀计划拆解成三道互相咬合的杀局。
第一道杀机，藏在天空，沈醉早已预料到，一旦局势不妙，李宗仁极有可能选择乘机离开南京。
为此，他在南京机场附近布置了一个毫不起眼的杂货铺，表面卖油盐酱醋，实际却是情报中枢。
几名特工轮班值守，只要发现李宗仁的车队出现，哪怕只是远远一瞥，也会立刻用暗语通知保密局。
空军方面早已打好“招呼”，只要命令下达，李宗仁的座机起飞后不久，便会以“机械故障”或“迷航”为由，被战斗机击落于空中。
对外，只需一句“意外坠机”，便可掩盖所有真相。
第二道杀机，伏在地面，南京火车站、长途汽车站、通往杭州与上海的几条要道，几乎全部被暗中盯死。
特工们乔装成脚夫、商贩、小饭馆老板，白天吆喝生意，夜里传递消息，只要李宗仁离开公馆，无论是乘火车还是坐汽车，都必然会“遭遇意外”。
要么是刹车失灵，要么是迎面而来的失控车辆，要么是在偏僻路段遭到伏击。
而第三道杀机，在李宗仁公馆附近，沈醉亲自挑选了一处制高点。
那是一栋不起眼的高楼，视野却恰好覆盖李宗仁车辆进出时的必经转弯，车到此处，必然减速，短短几秒钟，却足以决定生死。
沈醉从军统中选出了两名神枪手，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手，为了防止万一，他们在子弹上涂抹了剧毒，只要擦破皮肤，人便活不过半小时。
那段时间，李宗仁每日的作息、出行路线、车辆顺序，全都被记录得一清二楚。
整个暗杀网，悄然铺开，一切准备妥当，只等总统府的最终命令，可沈醉没想到，这个命令，却迟迟没有发出。
三大战役的接连失败，像三记重锤，狠狠砸在蒋介石头上。
辽沈、淮海、平津，国民党赖以支撑天下的精锐部队几乎被一扫而空，前线溃败，后方动摇，美方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暧昧而冷淡。
蒋介石很清楚，此时若再强行除掉李宗仁，不仅无法挽回战局，反而会彻底激怒美国，坐实“内部清洗”的指控。
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一个人，替自己站到台前，去承受即将到来的滔天骂名，李宗仁，恰好是最合适的人选。
于是，1949年初，命令终于下达，却不是“动手”，而是“暂停”。
沈醉接到口头通知时，并未多问，他只是默默合上行动笔记，将那几枚早已准备好的毒弹重新封存。
所有布点逐一撤除，杂货铺照常营业，小饭馆依旧飘着烟火气，仿佛这座城市从未暗流汹涌。
不久后，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表面上看，这是权力的交接；实际上，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退让。
李宗仁被推到前台，成为国民党失败的象征，而蒋介石则躲在幕后，继续发号施令，试图挽回残局。
而李宗仁在1966年之前，从不知道在南京那段风声鹤唳的日子里，自己曾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
1949年底，蒋介石早已逃往台湾，白崇禧所部溃败后，李宗仁前往香港，随后前往美国治病，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生涯。
在异国的土地上，随着时间推移，李宗仁的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故土的召唤开始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李宗仁开始与亲信及旧部交换书信，表达着回国的意图，书信里，他并未显露多少政治色彩，而是多了几分温情和期许。
这封书信最终抵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案头，周总理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注意到了李宗仁的政治倾向。
他对新中国并不排斥，反而有着强烈的归属感，李宗仁的回归，对新中国而言，既是民心的体现，也是在国际政治格局中争取“宽容”的一枚棋子。
周总理对李宗仁的回国计划高度重视，迅速做出了决定，为了确保李宗仁的安全归国，周总理亲自安排了细致入微的特勤保障。
为了避开蒋介石特务的埋伏，他指派专人对李宗仁的行程进行安排，力求不被蒋介石的眼线察觉。
1965年7月，经过漫长的交涉和安排，李宗仁的飞机终于平安抵达北京。
回到祖国后的李宗仁，不仅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还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他当即决定去见沈醉，当面质问他当年的事。
见面之后，沈醉直截了当地讲述了那段往事，当李宗仁听完这些陈年旧事，他的脸色变得异常凝重，心头五味杂陈。
他不是不知道蒋介石对他的忌惮和不满，但他曾经一直以为老蒋不会也不敢动手。
直到那天他才明白，自己曾经经历过怎样的生死瞬间，李宗仁深吸一口气，拿起笔，写下了自己心中最深沉的告别：“蒋介石，禽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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