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城故事 | 邓星明：我的高中往事|中学|初中|学校|浔城故事|班级群|邓星明|高中

作者：邓星明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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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发于邓星明教授的美篇，经作者授权转发。编者对原文作了少量修订。

1963年，我九江二中（今同文中学）初中毕业，通过考试，继续在该校读高中。

当时二中校长赖天培，是一位敬业懂行的好领导。初升高时，他把考分高的学生集中编为631班，想搞一个尖子班，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当时政治气候。631班后来也没显出多大特别之处，只是俄语从第二册学起。不幸的是，尖子班一事，成了“文革”中批斗赖校长的重型炮弹。

二中为631班配备了一批优秀老师，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张凤仪，原是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因家庭出身问题，下放到地方中学教书。张老师身材魁梧，声音浑厚，对课文分析精彩入微，尤其是论说文剖析，抽丝剥茧，鞭辟入里，由浅入深，引人入胜，极大提高了我们分析作品的能力。

631班毕业20周年聚会时，听说张老师患癌症，我们特地到九江七中（他夫人单位宿舍）去看望。张老师身体衰弱，看到这么多学生前来探望，感动得热泪盈眶……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威严的张老师落泪……更没想到，那竟是最后一次见面。

物理老师张述严，据说原是某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因历史问题下放到二中教书。他的《力学》讲得极为精彩！概念清晰，深入浅出，语言简洁，没有一句废话。复杂的力学知识，经他讲解，一目了然。听他的课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因敬佩老师，我一度非常喜爱物理，成绩直线上升。记得有次物理期中考试，我考了100分，张老师把我的试卷作为标准答案，贴在墙上供全班参考。这是我整个中学期间唯一一次“挂红榜”。

“文革”期间，张老师被打成“黑帮分子”，有时在校园里见他戴着“牛鬼蛇神”臂章，被监督劳动，内心无比难过。后来我下放茅山头，他被关在“牛棚”，失去了联系。

1973年，我调到九江文化宫工作。有一天，门卫说外面有人找我，出门一看，竟是张老师。他兴奋地告诉我，他的历史问题已解决，准备调江西工学院工作。我非常高兴，请他到屋里坐坐，喝杯茶，他谢绝了。还是一如既往开门见山，简单明了。说完有事匆匆离去。我望着张老师被“运动”折磨得孱弱的背影，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们古文老师李步青、沈祖宽、闵海涛、王文清，号称“四君子”，都是学识渊博的老先生，陆续给我们上过课。他们讲课风格各异：李老师学究气浓，沈老师老成持重，闵老师侃侃而谈，王老师意气风发，个个学问扎实，出自建国前旧学根底。“文革”期间，全被揪出，无一幸免。

印象深刻的老师还有数学老师叶蔚春、胡智，俄语老师郑明杰，英语老师潘文学，化学老师周国柱、温浔光，体育老师金之昌等。

1978年，我与孙铮准备高考，外语选考俄语。十年没摸，几乎忘光。我们找到郑明杰老师，请他帮忙复习。郑老师欣然答应，约定每晚到文化宫补习，分文不取，认真负责，耐心辅导。至今忆起，除了怀念感激，还有些亏欠之感。

当时正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年代，每周都安排劳动，每年到江州或棉船摘棉花。集中居住，清晨发围兜，摘的棉花过秤。班上王龙宝是公认的“摘棉标兵”，每天产量遥遥领先，“放卫星”、创纪录，屡受表彰。

学校还将校园荒地分给同学种菜。我分得一小块地，每天下午放学松土、浇水、施肥，忙得不亦乐乎。看着白菜一天天长大，心里特别高兴，最后收了80多斤，送进学校食堂。

高中时，班里几个热爱文学的同学成立“蓓蕾文学社”，记得成员有孙铮、梅俊道、熊家森、蔡厚淳、陈德仁和我。文学社很正规，有章程、有计划、有方案，记得是孙铮亲手写在本子上的。

印象最深的有两次活动：一次是排练集体诗朗诵，作品选自《诗刊》纪念“十月革命”的诗歌，有领诵、有合诵，自导自演，自得其乐。还有一次是看电影《逆风千里》后，模仿电影情节排练演出，有的扮共军，有的扮国军，台词全凭记忆，随口而来。虽然幼稚青涩，却是难得的文艺历练。

不久，学校要求高中住读。文学社几位同学便同住进“16号寝室”，常谈理想、谈文学、谈艺术。最难忘的是有一晚，不知何因，展开“郭沫若论争”：熊家森为首的“颂郭派”赞其文学天才，《女神》气势磅礴，想象丰富；陈德仁为首的“批郭派”认为他人品低劣，趋炎附势，缺乏文人风骨。双方唇枪舌剑，争至凌晨两点，宿舍管理员敲门才告一段落。第二天，全校皆知，“16号寝室”因此出名。

这股文学氛围深深影响了我。1978年在九江师专中文系，为文工团写了小话剧《16号寝室》，纪念当年生活。我自任剧中角色，该剧获江西省大学生文艺汇演优秀奖，发表在《浔阳文艺》，市话剧团还排练演出，导演刘一兵邀我探讨剧本，成就颇为难忘。

高中时期，看小说比初中更讲究选择，学校图书馆成了我常泡的地方。放学后喜欢泡在馆里，翻阅文学期刊，关注文坛争鸣。虽“左”思潮渐浓，杂志尚容不同意见发表。

手头零花钱略宽，每逢新电影必看。那时红旗电影院周日有“学生专场”，一角钱一场。几乎每周必去，如《早春二月》《上甘岭》《洪湖赤卫队》《兵临城下》《青春之歌》《红岩》《冰山上的来客》《铁道游击队》《逆风千里》等，看完还要与同学们热烈讨论。这段观影经历，也为我后来从事电影评论打下基础。

我十分感激母校九江二中，自1960年至1968年八年间，度过我最宝贵的青少年时期，完成中学学业。感谢赖校长，为我们创造良好学习环境；感谢那批优秀教师，正是他们精心授业，使我基础扎实，受用一生。

631班堪称藏龙卧虎，学习好，体育、文艺也人才辈出。吕清润入省体工大队足球队，陶怀渝百米跑出11秒6，平校记录，200米跑23秒4，戎维伦、韩南城进市体校游泳队，多次获奖。王郁芳、戎维伦表演的《洗衣歌》代表学校参加市文艺汇演，轰动一时。而我，当年只是忠实观众，徒有羡慕而已。

班上学习氛围极好，每晚自习，大家自觉做题，遇到难题，便相互抢解。我尤佩服“数学王子”王冬堃、周凯琦，常率先破解，令人称赞。

那段日子，做题本身就是乐趣，尤其苦思冥想终于解出，快感无穷。高二分科，我毫不犹豫选了理工。

高中阶段，人人有目标，个个拼命苦读，各怀梦想，默默努力。

正当冲刺高考，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降临，粉碎了所有梦想。同学们被裹挟在政治洪流中，直到1968年8月，方才毕业，按照“四个面向”分配到社会底层接受再教育。

按常规，初中3年，高中3年，应于1966年毕业，但因运动耽误，直到1968年8月才离校，在二中整整八年，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极为罕见。1968年毕业，同学们忧心忡忡，连张毕业照都没留下，便各奔东西。我的高中，从喜剧开场，以悲剧收场。

631班虽历经“文革”风暴，依然和睦，毕业20周年、30周年、50周年多次聚会。

2016年，毕业50周年聚会，满头华发的同学重返魂牵梦绕的校园。校门口立着“读好书，做好人”六字石牌，据说是当年同文中学校长熊祥煦拟定。我读书那会未曾听过，可能因不符当时政治气候被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