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有雪,静待千年。
这次出来新疆游历十余天,
一路上所见所闻最终转化为所思所想。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万卷书的内容确实需要靠万里路来消化。
所以准备将此十余天的游历经历与思考,
一点点写成地纪篇,
而且在旅途中,
还突破性的解决了一个有关信息论的难题,收获不小。
路上美景不断,美食不绝,
我后续都会一一分享。
先说说在乌鲁木齐的美景和思考。
自乌鲁木齐驱车向东,
天山深处的瑶池,
如一块巨大的碧玉,镶嵌在群峰之间。
这是传说中西王母的道场。
我先上天山,一点点的拾级向上,直至山巅。
举目远眺,博格达峰的皑皑白雪,
在湛蓝天幕下圣洁得不似人间之物;
俯首下瞰,苍翠的云杉林间,
牛羊如散落的棋子,悠闲自得。
白云在山谷间卷舒,无心来去。
山顶人迹罕至,
很多游客都爬不上来,
正是人少安静的时刻。
我找到一块石头静坐下来。
坐于斯,静于斯,
一时万念俱寂,又思绪万千。
宋人程颢有诗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此情此景,恰是此诗的最佳注脚。
思绪飘摇间,因前不久看了徐公子的《子学三论》,
受此影响,在天山静坐时,
一个宏大的问题涌上心头。
我们常说,机器人有阿西莫夫设定的“三定律”,
那是其出厂的“公约”,用以约束其行为,
防止对人类造成伤害。
而人类社会,同样运行在一套看不见的“公约”之上。
那么,这套公约是如何产生的?
强化学习与博弈论,还是先验的思辨?
当今人工智能的“强化学习”模型,
给了我们一种通俗的解释:
通过设定奖励与惩罚函数,
机器在不断的试错与反馈中,调整策略,
最终习得最优行为模式。
放眼世界,许多文明的社会准则,
似乎也遵循此道——在漫长的历史中,
不同的人群通过无数次的冲突、合作与博弈,
逐渐摸索出一个个相对稳定的平衡点。
这些平衡点,固化下来,便成了法律、道德与习俗。
这是一种经验性的、由外而内、通过“社会化训练”得出的公约。
然而,我深信,华夏文明的内核,并非如此。
我们那些约定俗成的、深入骨髓的思维,
比如“孝”,比如“悌”,并非简单博弈后的产物。
其最初的精髓,源于一种深刻的、自内而外的逻辑思辨。
它不是拍脑袋的灵光一闪,而是一套严谨推演出的“源程序”。
这套程序,是如何被“编译”出来的?
归根复命:从“我”出发的逻辑奇点
要探寻源头,
必先剥离后世附加的一切社会属性与条条框框,
回归人性的起点。
老子称之为“归根复命”,
即回归到生命最初的、如婴孩般赤诚的状态。
此时,人剩下什么?
是人性最朴素的冲动:
“我想要”与“我不想要”。
小孩子饿了,想要奶喝,得到了便笑,这是满足;
尿了,不想要湿冷的感觉,得不到解决便哭,这是烦恼。
这一“欲”一“不欲”,构成了个体生命最基本的驱动力。
这是人性的原点,是混沌未开的“太极”。
两仪分化:当“我”遇见“你”
然而,人是社会性的存在。
当世界中出现第二个人——一个作为“镜子”的“你”,
问题便复杂起来。
儒家思想的核心,正是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此时,站在“我”的立场,
面对“你”时,需求分化出内外两个视角:
对我自己:我想要什么?我不想要什么?
对那个你:我希望你怎么对我?我不希望你怎么对我?
这便是“两仪”。
老子说“知其白,守其黑”,
此刻我们洞悉了人我双方的需求,
但仅仅“知道”还不够。它仍是静态的观察,
无法直接指导“我”该如何行动。
三反其道:华夏伦理代码的生成法则
真正的智慧,在于“反用其道”——将对自己的需求,
通过逻辑反转,变成对他人的行为准则。
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三次反转,
才能形成一个稳定和谐的伦理体系。
第一次反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是最基础、最关键的一步。
我不希望别人如何对待我(比如欺骗我、伤害我、背叛我),
那么我就不应该这样去对待别人。
这是底线,是伦理的基石,是同理心的第一次觉醒。
它构建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不伤害”原则。
第二次反转:己所欲,先施于人。
光有底线还不够,社会需要建设性的力量。
我希望别人如何对待我(比如尊重我、关爱我、帮助我),
那么我就应该首先这样去对待别人。
这便是积极的“忠恕之道”。
孔子将其具体化为:“所求乎子,以事父。”
也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儿子将来如何孝顺我,
我现在就该如何孝敬我的父亲。
我希望下属如何忠诚于我,我就如何服务于我的君上。
通过将未来的“期望”转化为当下的“行动”,
将对别人的“要求”转化为对自己的“要求”,
一个积极的、可传承的道德链条便建立起来。
第三次反转:中庸之道,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三生万物”,前两次反转,构建了行为的准则,
但若无制衡,极易走向极端。
比如,“孝”如果被无限制地要求,就会变成“愚孝”。
父母若提出不合理甚至违背道义的要求,子女是否也要满足?
这就引出了第三次反转,
一次更高维度的平衡:
如何对他人提要求,以及如何看待他人对我提的要求。
它的逻辑是:
我不希望我的父亲对我提出何种不合理的要求,
我就不应该对我的儿子提出同样的要求。
我不希望我的儿子对我颐指气使,
我就不应该对我的父亲毫无敬意。
这一次反转,为“权利”与“义务”划定了边界。
它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动态的。
父亲有被“孝”的权利,但前提是他尽到了“慈”的义务。
当父亲的行为本身“不慈”,
他就违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所欲,先施于人”这两条根本法则,
那么子女“尽孝”的方式和边界,也需要重新界定。
这便是“中庸”的精髓——它不是和稀泥,
而是动态的平衡与恰如其分。
一套自我完备的“源程序”
至此,一个完整而自洽的伦理闭环形成了。
它从人最本源的“欲”与“不欲”出发,
通过三次逻辑反转,
编译出了一套关于“底线、奉献与平衡”的底层行为代码。
这套“程序”,并非通过千万次社会碰撞后的“数据拟合”,
而是一次深刻的哲学思辨的结晶。
这其实就是格物致知的程序,
可惜此套学问在文明的传承中,
几乎被掩盖了。
伦理上格致的学问,
从一开始就设定好了核心的“奖惩机制”
——这个机制就是人的“同理心”与“推己及人”的逻辑能力。
正因如此,儒家思想才能拥有跨越千年的生命力,
因为它触及的,是人性最深处的逻辑结构。
这或许就是华夏文明与众不同之处。
我们不是在被动的“强化学习”中等待一个博弈的平衡点,
而是在主动的“逻辑编译”中,
去创造一个理想的和谐世界。
这就是文明教化的意义。
远方的博格达峰依然沉默,
它不言不语,
一如这片土地上流传千年的古老智慧,
早已将天地的法则,
深深刻印在每一个华夏子孙的血脉里。
下一节就走到西王母的道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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