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第一个秋天，也就是1980年，我考取了坦克一级驾驶员的资格。那次全团就通过了五个人，我这个1978年才入伍的兵，算是同年兵里唯一一个考上的。另外四个，都是1977年或者更早入伍的老兵了。
到了年底总结的时候，我立了个三等功。立功的事情当时很开心，后来我才了解到那次连队党支部开会表决的情形。在候选的人里头，我的得票其实是最少的。事情能有转机，全靠我的排长在会上说了关键的一段话。

排长对大家说：“咱们全连上下，就张成林一个人拿下了一级驾驶员，他的综合素质摆在那里，确实是拔尖儿的。这功就该给他立！咱们总不能因为他平时不太懂得变通、不会搞些场面上的‘来事’，就把他的成绩和付出给忽略掉了吧！”
结果就是在排长这份“实打实”的坚持下，我最终获得了这个三等功。当时排长那种认理不认人的态度，对我触动非常大。可以这么说，他当时那番作为，在我整个军旅生涯里，甚至这一生中，都留下了挺深的烙印。
十年时间一晃而过，到了1990年，我已经当上了连长。也是在那年年底评功的时候，我也做了一件类似的事情——非常坚决地否决了一位战士获得三等功的机会，尽管他在民主评议中得票最高，还被推荐了上来。我力主把这个立功的机会给了另外一名老兵，一个不怎么“会来事”的老兵。现在回过头去想当年那个决定，我心里还是非常踏实的，一点不后悔。真要再回到那个时候，我想我还是会那么选。
在部队待过的人都知道，每到年终总结评功评奖，战士们都非常看重这份荣誉，谁都想自己能立个功，戴个奖章回家。当时我们的连队党支部，也是基本遵循这个流程：先搞民主评议，然后大多数时候，就是按照大家在民主推荐阶段得票数的多少，来开会研究，最后确定上报哪些人立功受奖。

我们连里有一个兵，想立三等功的想法特别强烈。但他的心思没用在日常工作的踏实努力上，而是一门心思想着怎么用“公关”手段拉选票。我是这么了解的：这家伙平常军事素质确实不怎么样。无论整理内务、打扫卫生这种小事，还是连队组织的农副业生产劳动，他总爱做些表面文章装装样子，显出自己在干活。更不好的是，他还私下排挤打压连里一位山东籍的老兵。
为了能在评功时胜出，他还提前打了埋伏。在总结工作正式开始前头，他就偷偷“下功夫”了。好几次私下请连里几位资格老、说话有点分量的志愿兵吃饭，目的就是请他们帮忙在背后活动活动，替他拉选票。
果然，到了民主推荐那个环节，不出所料，他的得票数最高，成了板上钉钉的立功候选人。与此同时，连里那位原本大家私底下都觉得功劳最大、工作最踏实、真正是默默做事从不吭声但就是完全不懂“搞关系”那一套的安徽老兵，他的得票却少得可怜。这结果，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
事情摆在面前了：是按“多数”的意见来，顺着所谓的“民意”办？还是该坚持组织原则，秉公处理，树立连队该有的正气？这成了个大问题。
后来，连队党支部开会议事，到要最终敲定上报立功人选的那节骨眼儿上，我把了解到那位战士四处拉票的事情，原原本本给开会的支部委员们都讲了。我也把我坚持原则、主张公正处理的想法理由都摆了出来，说得挺清楚。所幸的是，在场的支委们最后都理解并支持了我的观点。
最终，支部做出了一致的决定：把那个宝贵的三等功名额，给了那位实实在在干活但不会“来事”的技术骨干。这个结果，真正评出了战士们的干劲，评出了连队该有的正气，也评出了更扎实的战斗力。

我觉得：在部队评功评奖，“民主测评”这个环节是个必须走的形式，但绝不是决定一切的唯一标准。部队评价一个人，还有很多更硬的条条框框。说到底，得照着“德”（品德）、“能”（能力）、“勤”（勤奋）、“绩”（实绩）这几个方面综合来定高低！要是把“民主测评”这一项当成最要紧的，甚至唯一的标准，那结果肯定是让那些会钻营、精于“搞关系”的人得利，对那些老实干活的老兵就太不公道、太不公平了！
那段关于民主评议与“会来事”的争议，最终指向了一个更朴素的道理：衡量价值的尺子，不该在掌声最多的地方刻下唯一的刻度。真正支撑起战斗力的，是无数个不被镁光灯照亮的坚持。选择将荣誉交付予那位沉默耕耘的老兵，并非对民意的轻视，而是将最深的敬意，投射向那些用汗水而非言语、用实干而非机巧，默默筑起基石的力量。在这个看似不够“民主”的决定里，恰恰藏着对公平最深沉的尊重——那个安徽老兵肩头落下的光，照亮了所有不曾说出口的奉献应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