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喊冤被刑事立案，律师努力检察院撤诉|刑事立案|刑事责任|律师|检察院|法官|法院|证人

一起看似简单的交通事故，当事一方的王某认为交警处理不公，通过网络平台喊冤，公安机关以妨害作证罪、寻衅滋事罪对其立案侦查。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赵琮律师、海南海石律师事务所姚文乾律师介入后，通过搜集证据、与办案机关沟通、选择恰当的辩护策略，取得了检察院撤回起诉的良好效果。

赵琮律师

2017年7月8日，王某独自驾车，行驶中与对向车道的一辆载有两人的汽车相撞，三人均失去行动能力，被路过群众救援后送医，后交警大队认定王某负主要责任。

据王某及在场参与救援的四名证人回忆，对向汽车内的二人（施某、杨某）身上有明显酒气，可能存在串驾情况，但交警大队在事故后未进行酒精测试。

王某不服，提起诉讼，要求对向汽车内的二人承担责任，并找到四名在场施救的证人，通过代书、录制视频等方式收集证言，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提交。

历经一审、二审、再审，王某败诉，其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履行判决书确定的赔偿义务后，王某通过信访渠道反映问题，并通过社交平台发声，认为交警大队相关人员在处置事故时存在故意包庇的情况。

2022年8月，当地交警支队向刑侦中队移交线索，认为王某发布的信息污蔑了有关部门形象，构成寻衅滋事罪；其向法院出具的四份证言系虚假证言，构成妨害作证罪。

随后，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赵琮律师、海南海石律师事务所姚文乾律师介入此案，经过两位律师不懈努力，自2023年9月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至2025年5月检察院提起公诉，最终获得了不起诉决定。

赵琮律师、姚文乾律师介入后，首先为王某争取了取保候审，有针对性地明确了本案的多个切入点，认为本案具有一定的打击报复嫌疑，公安机关、检察院认为王某构成妨害作证罪有拔高硬凑之嫌，并不断搜集、固定当事人无罪的证据：

两位律师认为，首先，四名证人没有出具违背自身认知的虚假证言。经详细逐句比对发现，四名证人在民事诉讼证言和刑事案件笔录中，对“是否酒驾”、“是否串驾”表述一致，其证言不是虚假供述。

其次，构成妨害作证罪要求在行为上采取“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在结果上对司法秩序造成实质性影响。

两位律师认为，王某让四名证人出具证言，是基于互相认识的人情关系；且三级法院都没有采纳这些证言，未对司法秩序造成实质影响。

此外，王某在民事败诉后，首先依法承担了赔偿责任，而后通过信访等方式主张权利，明显不具有扰乱司法秩序的主观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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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此案，“法度Law”对话了代理该案的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琮律师，请他对此案的辩护过程进行了分享。

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接手这个案子的？

赵琮律师：我和姚文乾律师接手案件时，当事人因妨害作证罪、寻衅滋事罪两个罪名被拘留，处于公安机关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的阶段。

据了解，当时侦查人员着重收集了当事人在互联网上反映民事案件情况、认为涉案单位及个人没有秉公执法办案的证据材料，例如微博文章截图等，认定王某系“编造歪曲事实，损坏人民警察、人民法官的形象，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

当时有哪些证据对王某最为不利？

赵琮律师：比较不利的证据，一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及几份民事诉讼裁判文书，当事人在穷尽了民事手段后，仍无法推翻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结论，难以在法律上充分地证明对向车辆中的两人存在串驾、酒驾情况。

二是几名证人在刑事案件阶段形成的询问笔录，由于各种因素，证人对民事诉讼中的证人证言展现了一定的犹豫态度，如称自己只是签名、不是亲手所写等。

但是，在妨害作证罪刑事案件中，存在三种事实：一是现场实际发生的客观事实，二是民事诉讼认定的法律事实，三是证人在现场看到的主观事实。妨害作证罪关注的，就是证人是否如实反映了自己看到的主观事实。

对证人而言，只要其按照自己的认知、记忆如实陈述在现场看到的主观事实即可。这是我和姚文乾律师在法庭着重向法官强调的意见，不能让民事诉讼中认定的法律事实扰乱本案审理。

接手本案后，你选择的辩护切入点主要有哪些？

赵琮律师：核心辩护角度是各证人没有出具虚假证言。

一方面，证人拍摄了现场救援视频，对向车辆上的两个人分别被从驾驶座、副驾驶座救出车外，呈现了一定的面部特征，且视频的画外音有围观群众在讨论“酒味”的情况，证明当事人王某所说的就是现场客观事实。

另一方面，我和姚文乾律师详细对比了几名证人自案发以来的所有陈述，包括文字证言、视频证言、交通事故案件卷宗中的询问笔录、刑事案件卷宗中的询问笔录、民事诉讼当庭作证时的庭审发言等，并对有关“是否酒驾”“是否串驾”“如何得知驾驶员是谁”等问题进行了逐一筛选。最终发现，证人对上述问题的陈述内容是基本一致的，他们没有违背自己记忆。只要证人在提供证言时如实供述了其所了解的情况，就不能认定为作伪证。

此外，我们还从妨害作证罪对行为方式、结果的要求上进行了重点辩护。

妨害作证罪要求行为人“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指使他人作伪证，行为人使他人作伪证的方式，必须具有与暴力、威胁、贿买等具有同等程度，这种方式必须对证人或他人有极强的影响力。这既是法律条文的明确要求，也是《刑事参考案例》确认的裁判原则。四名证人出具证言、出庭作证，是基于与王某的人情，也是基于还原展示客观事实的公民义务，与妨害作证罪的行为要求相差较远。且三级法院都没有采纳几名证人的证言，明显未对司法秩序造成实质影响。

同时，我们晓之以情、动之以理，阐述王某没有妨害作证罪的主观故意。

王某从来没有意图扰乱司法机关的庭审秩序，相反，他内心确信对向车辆二人存在酒驾、串驾的情况，却无法在民事诉讼法庭中取得证据上的优势，因此通过递交证人证言、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等方式以还原案发现场情况。

穷尽民事诉讼手段仍败诉后，王某第一时间履行了法院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进行了赔偿，尔后才通过信访等手段维护自身权利，反而证明了他对法院、对司法权威的遵从。

在制定方案和预测结果时，本案最大的风险或不确定性因素是什么？你们做了哪些准备？

赵琮律师：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于本案的报案过程。

由于当事人通过互联网、信访等渠道发声，认为办案人员存在未对对方进行酒精测试等情况，故当地交警支队向刑侦大队移交了犯罪线索，有通过刑事手段息访罢诉的意图。

为此，我和姚文乾律师将案件的这一重点背景向检察官、法官进行了多次传达。在沟通中，辩护人反复向办案人员强调，本案具有复杂背景、且明显不符合犯罪构成，作为承办人，检察官、法官应当对案件质量负责，从证据、法律上进行严格论证把关。

本案代理过程中，你认为最具挑战性或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赵琮律师：如前述问题所述，辩护人担心案外因素对本案的审理结果产生影响。且案件战线较长，公安机关从立案到移送审查起诉历时一年多，检察院历时近一年提起公诉，从立案到第一次开庭历时近三年的时间，更增加了案件的不确定性。

在此过程中，需要不断跟进案情走向，判断办案机关想法及倾向，针对性地进行沟通。

当事人被错误刑事立案且长期诉讼，是否建议其提起国家赔偿？

赵琮律师：没有建议提起国家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