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星明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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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发于邓星明教授的美篇，经作者授权转发。编者对原文作了少量修订。

1978年，我已30岁，赶上高考最后一班车。

1966年高中毕业，填大学志愿时，我选的是理工科。一是理工成绩还可以；二是父亲常说：“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挨整的大都是学文科的”，还说：“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谁料一场“文革”风暴，把大学梦彻底粉碎。

1968年参加工作后，先后在茅山头宣传队、九江市文工团、九江文化宫做演员、编剧及群众文化工作。也就是说，工作十年一直在文艺圈，1978年高考本应报考文科。

1978年，中国发生大事，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文革”十年，天天喊“阶级斗争为纲”，许多科技人才被打成“白专道路”“反动学术权威”。邓小平上台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说“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科学的春天》，号召“热烈拥抱这个春天”，把全国科技热推向高潮。

我被这股科技热潮感染，加上中学曾有“科技梦想”，毅然报考理工科。事随人愿，被九江师专数学系录取。当年为补人才断档，教育局把“老三届”年纪大的人（不论分数）全录到九江师专，应急培养中学教师。

1978年9月，告别工作5年的文化宫，拿录取通知书报到。师专条件极简陋，单说校园泥巴路，可谓“天晴一块铜，下雨一包脓”。文革时串联去过北大、清华、湖大、武大，心想：那才像大学！熬十年，盼来的大学竟如此模样，失落不免。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毕竟是九江最高学府，30岁赶上末班车也算幸运，安心就读。

78级数学系共3个班，我分在1班。进教室，几乎都是“老三届”高中生，熟人很多。遇上周沈生、陈德仁、章南华等中学玩伴，格外高兴，有老同学作伴，读书不孤单。

第一个学期主课是樊映川《数学分析》，配一本习题集。老师要求习题做完才能算课业过关。我们白天上课，晚上做题，一本书做到头昏脑涨。

一天晚上，梅俊道约我看电影，他在77级中文班，我诧异：“你晚上不做作业？”他说：“中文没多少作业，看电影、看小说就是作业。”此言提醒我，专业间差别巨大。

人过30，智力精力不及高中时。有人说：“30岁以后去世的数学家，一点不可惜”，可见数学是年轻人的事业。看着中文系的人逍遥自在，转系念头渐起。打听得知“个人申请，经批准，第二学期可转系”。

好不容易挨到第二学期，便开始申请，找到数学系书记孙建民，陈述理由。他查成绩说：“你《数学分析》考了96分，基础不错，何必转？”系里不同意，我找教务处处长宋楚霖（原二中副教务处长，熟人），他理解。再找傅誉茂校长，傅校长沉吟片刻：“情况我知道了，行不行，系里会通知你。”

老同学周沈生、陈德仁得知此事，劝我：“文科危险，容易犯错误，还是留数学安全。”我决心已定，几次劝说无效。结果数学系毕业的他们，分配到中学，都改行教语文，成了骨干，有的还当上领导。

不久，系里通知：转系批准，调入78中文班。

新班教室里，老同学王光华、钱亦安都在。一打听，和我同时转来6人，该班64人，教室挤得满满。我坐最后一排，紧靠后门，进出方便。邻座是武宁小伙朱斌，小我一轮，此后三年一直同桌。

78中文班年龄悬殊，百分之七十已为人父母，最多的有四个小孩。另有十几位应届高中生，18岁左右。这是“文革”后遗，教育史罕见。

师专老师来自各地，文革前大学生，尤其古代文学师资强，有周平迅、徐声扬、凌左义、钱耀东、刘琪等。写作课杨振雄（班主任），现代文学李彪（系主任）、卢文一，文学理论陈忠、申家仁，现代汉语李加娣，古汉语詹八言、江瑞娟，外国文学傅加令、朱耀良，形式逻辑于德礼，英语李融、廉洁，中学教育法张水川等。

杨振雄老师声如洪钟，神采飞扬；李彪痴迷鲁迅研究；詹八言学富五车，闽南口音特重；徐声扬擅对联，精书法；周平迅博学刚正；凌左义激情勤学；于德礼教学严厉。都给我深刻印象。

学校虽艰苦，同学读书热情高。“文革”十年，许多人在社会底层谋生，现在进入高等学府，倍感珍惜。规定九点熄灯，学生买蜡烛挑灯夜读，教室烛光闪烁，人人低头苦学，成为校园最美风景。

师专三年，正值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社会转型期，学生活动丰富多彩。班级黑板报，一周一期，每期都有新话题，引人驻足。中文系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提倡创作，记得我曾朗诵自创诗作《回来吧，彭大将军》，获得好评。

张志新冤案披露后，举办过《纪念张志新》专题朗诵会。此外，陈国栋、周乔健、吴洪森、牟岩、万松生等成立“叮咚文学社”；刘虹飞、牟岩、胡迎建、万华林、曹八珍等创办《诗岛》刊物，自编小报，出版作品集，校内外颇有名气。还有景玉川，勤于创作，读书期间就在《星火》杂志发表两篇小说，传为佳话。

大二时，校学生会文娱部长袁瑾洋（77级中文班）找到我，说他要毕业，经学生会商议，决定让我接任文娱部长。我十分诧异，几番推辞无果，只得接手。

当文娱部长不久，学校举行全校大合唱比赛，以班为单位，所有同学参加。此项活动由文娱部组织实施。还好，我有在文化宫组织群众文化活动的经验，干起来轻车熟路，天天忙着发通知、拟定歌曲、布置场地、成立评委会等。

合唱比赛在一个下午举行，全校一千多学生列队进入学校大礼堂，比赛有条不紊地进行。各班同学摩拳擦掌，情绪高昂，嘹亮的歌声在礼堂上空久久回荡。比赛非常成功，我担任比赛总指挥，这是我第一次在全校师生面前亮相。

1980年初，学校接到省教育厅“关于举办江西省高校文艺汇演的通知”，时任党委书记戴绍业非常重视，成立学校文工团，任命我为团长，李竹柏为副团长。骨干团员有桂岚、李莉、熊亚浔、钱亦安、罗建华、宋才俊、朱亚琴、廖竹萍、吴晓、吴远忠、刘洪平、王罕丽、朱云、吴喜、张菊英、刘洁、林喜春、魏康宁、万伟毅、沈英彬等。人员到位后，一手抓创作，一手抓排练。美术系派姚国安、栾布、孙慕文三位同学赶制布景，我还请了歌舞团涂二妹及国棉三厂密文民担任顾问。

为备战比赛，文工团加班加点，积极排练。当时学校领导专门给教务处打招呼：文工团学生为排练可以缺课。那个学期我几乎没上什么课，遇上期末考试，就跑到王光华家借看课堂笔记，第二天匆匆应考，那个学期各科成绩都不高。

值得一提的是，排练紧张时，碰上老婆临产，因分娩提前几天。儿子出生那天，我还在学校排练。还好，那天傍晚，妹妹送饭去我家，遇上老婆分娩，急忙送医院。等我晚上十二点回家，大弟告我：“嫂嫂已经生了，是个男孩。”我才急冲冲赶到医院。儿子出生我不在身边，这件事一直是老婆的“杀手锏”，常拿出来说事，我只能赔笑。

1981年5月，我们赴南昌参加全省大学生文艺汇演，经过几天角逐，夺得九项大奖。其中，双人舞《再见吧，妈妈》《橄榄寄情》双双获一等奖；小话剧《16号寝室》、诗朗诵《毕业畅怀》、群舞《一颗螺丝钉》、口琴独奏《西班牙舞曲》、女声独唱《校园春风》等节目也都获奖。一个专科学校拿回这么多奖，轰动全省高校，九江师专由此扬名。学校把获奖消息以“特大喜讯”为题，红纸张贴在校园里，师生奔走相告，一片欢腾。

返校那天，学校开大客车到火车站接文工团凯旋归来。戴书记亲自到车站迎接。望着那些沉甸甸的奖杯奖状，文工团队员们笑了，我却哭了——那是喜极而泣，大半年辛劳总算没白费！

一个单位文艺活动搞得好不好，与领导支持密切相关。当年如果没有戴书记，就没有文工团，更没有文工团的成绩。

我在师专最主要记忆不是学习，而是文艺活动。此后，又创作《找房》《教子》《家访》等小话剧，均在各种赛事中获奖。《找房》描写知识分子住房困境，抨击官僚作风。时任副校长于圣地找到我，语重心长地劝我：“你的剧本锋芒太露，还是谨慎点好。”后来经过修改，台词缓和多了。该剧在人民剧院演出时，没有沙发道具，情急之下，我把家里沙发搬过去。父亲笑着说：“演戏把家里沙发拿去做道具，也是闻所未闻。”

三年大学生活一晃而过，现在回忆起来，除了上述那些难忘经历，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师专食堂的“红烧大排”。那是师专人的最爱，两毛钱一份，限量供应，只有排在前面的同学才能买到。那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大排，能唤起巨大的食欲。为了吃上大排，有同学不择手段插队，引起纠纷，甚至打架。师专大排在校外也有知名度，一些外校学生跑到师专找同学玩，顺便来尝尝大排。那些年，九江师专食堂曾被评为全国优秀食堂。

师专毕业时，我被列入留校名单。戴书记找我谈话，要我从政，从团委干起，被我一口拒绝。我对戴书记直言：“如果让我留校，就当老师，否则您放我走。”当时有几家单位跟我打招呼，要我毕业后去他们那里，所以我心里有底气。戴书记想了三天，答应了我的要求，把另一位同学从教学部门调到行政部门，把我调进教学岗位。

从此，开始了我二十七年的高校教师生涯。2003年，九江师专并入九江学院，我又在九江学院继续任教，直至2008年退休。

邓星明

【作者简介】

邓星明，1948年生于江西九江，九江学院中文教授，东莞城市学院文学与传媒系教授，曾任艺术系及文传系主任，北师大电影学访问学者。著有《中外经典电影鉴赏》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编后记】

日前，邓老师寄来了他的自传散文集《苍生点滴》，书中讲述了他的成长、工作和生活的故事。邓老师从小学至到大学，一直在九江读书，他的求学经历也恰是许多老九江人的共同记忆。其中不少回忆颇具年代气息，读来令人倍感亲切，也想必会唤起许多人的共鸣。为此，编者特从中摘录几篇，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