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漳州市芗城区的中山公园北隅，竖着一座名曰“博爱碑”的石雕碑塔。碑塔通高6.875米，其中碑体高3.9米，呈四角方柱状向上斜收，如一把剑直插云霄。博爱碑的主题思想体现在碑体四面的八个字：博爱、互助、平等、自由。这八个字形体不一，风格迥异，分别出自孙中山、陈炯明、章太炎等人手笔。据史籍所载，该碑建于1919年，系漳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经风沐雨，迄今已有百年历史。

博爱碑如一把利剑直插苍穹

但凡熟知漳州历史的人，对上述几个名字中的一个绝不陌生，这个人不但与漳州有着很深的渊源，而且对漳州近现代史的发展有过举足轻重的贡献。他就是博爱碑的竖立者、致力于“刷新政治”，施行“漳州新政”，给漳州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带来一股清新之风的民国时期广东军政领袖、中国致公党首任总理陈炯明。

陈炯明（网络图）

陈炯明（1878—1933），字竞存，广东海丰人，粤系军事将领，中国军事家。光绪二十四年中秀才，光绪三十四年毕业于广东法政学堂，宣统元年被推选为广东咨议局议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著名的黄花岗起义。陈炯明毕生坚持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致力于联邦宪政、以和平协商的方式统一中国，与孙中山奉行的中央集权、不惜以武力征战谋求统一中国的政治纲领不合。1923年1月下野后退居香港，协助海外最大的华侨社团组织“洪门致公堂”转型为“中国致公党”，并被推举为该党首任总理。

1917年5月，北洋政府爆发“府院之争”，黎元洪电召张勋进京调解，不意却惹出一幕“张勋复辟”的闹剧，整个北洋政府一片混乱。当此时，孙中山掀起了反对北洋军阀的第一次护法运动，陈炯明积极响应拥护孙中山南下护法，被任命为援闽粤军总司令。护法失败后，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并离开广州，陈炯明则遵照孙中山的战略计划挥师入闽，历经10个月的征战，一路势如破竹，于1918年8月31日击溃驻守漳州的北洋军李厚基部，在漳州成立护法区政府，建立了以漳州为中心、范围涉及漳泉二十七县的“闽南护法区”，成为第一次护法运动的唯一成果。

漳州府衙旧址，已改为孙中山纪念馆。

陈炯明主政漳州期间，除整军经武以外，更提出“提倡新文化，建设新社会”的口号，致力于“刷新政治”，施行“漳州新政”，着手开展了一次颇具传奇色彩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改革，使古城漳州焕发一片勃然生机。

在政治上，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把漳州当作实施地方自治的试验田，他从政府体制改革开始，坚持简政放权、主权在民的原则，将政府权力下放到地方士绅及开明人士手中，援闽粤军司令部只负责县知事的任命。另一方面，他要求军人不得干政，严禁军人扰民，提倡护民、助民。在军饷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还下令部属不得向百姓摊派军饷或移借米粮，对违法作科者则严惩不贷。这种近乎革命的改革，极大提升了各级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树立了粤军的威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深受百姓拥戴。时任美国驻厦门领事凯利顿甚至将陈炯明在漳州的政绩称为“模范小中国”，认为“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

始兴北路街景

漳州于公元686年建州，公元786年州治迁至如今的漳州市芗城区，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悠久的历史造就了漳州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然而也正因为历史悠久，在清末民初很长一段时间国势积弱的影响下，漳州城区建设发展缓慢，延至陈炯明主政漳州之时，漳州城已是残旧不堪，街道狭窄，环境污秽，不但交通极为不便，更严重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陈炯明以颇具战略眼光的新思维，成立工务局，大搞市政建设。他首先下令拆除破败坍塌的旧城墙，借以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并修筑沿江防洪堤坝，提高防汛功能。在交通方面，将狭窄弯曲的破落街道拓宽改直，利用拆城墙的石板修成整齐宽敞的石板马路，共计35条主要街道被拓宽取直，其中石板路10条，沙泥路25条，其如台湾路、香港路、始兴北路等主要街道至今仍很好地保持了原貌；同时，他还在九龙江边修建码头，方便船舶停靠，修建钢骨水泥桥，方便汽车往来石码、海澄等地，主持修建漳码公路、漳龙公路等对外交通要道，使漳州的交通状况明显改善。1918年10月，陈炯明命令在漳州府治旧址兴建供百姓休闲娱乐的第一公园，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公园。公园占地42亩，园内广植花木、修筑亭台，着力营造自然景观，并于1919年初在公园东门入口处竖立一座石碑，碑体四面分别雕刻有“博爱”、“平等”、“互助”和“自由”八个大字。第一公园的修建，大大提升了漳州现代城市的新形象。

始兴南路保存完好的石板路面

在大搞市政与道路交通建设的同时，陈炯明更着力发展漳州的工商业。他将延安南路、香港路、青年路等沿街两侧旧商铺统一改建成独具闽南建筑风韵的骑楼式“竹篙厝”，一层作为统一格局的模范商铺，呈现“前店后坊”或“前店后居”的格局；为了整顿市场秩序，治理环境卫生，陈炯明还设置专门的菜市场和屠宰场，让商家、屠户集中营业，消除了随地摆摊、占道经营的乱象。

台湾路

在文化教育方面，陈炯明对漳州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将文化教育视为实施新政的重中之重，把改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列为当务之急。在聘请著名教育家、岭南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担任国民教育高等顾问的同时，陈炯明还任命广州文化名人梁冰弦为漳州教育局长。1919年9月，陈炯明发布《振兴教育令》，宣传实施“一乡一校”计划，废除旧私塾，改设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等现代学校，并选派一大批优秀学生分赴法、美、日、英等国留学（仅赴法留学就分两批次，共计80余人）。对于陈炯明大办教育的事迹，1919年12月5日的上海《民国日报》有过这样的报道：“计龙溪一邑，学生数约有12000余人，较去年又增加三倍”； 1920年4月13日又报道:“以龙溪一邑为例，本年（1920年）增加国民学校47所，高等小学以及乙种农业5所，添办工读学校1所，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各1所，又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漳州现代教育呈现欣欣向荣的气象。

1919年，陈炯明开设新闽学书局，销售《新青年》、《新潮》、《建设》、《星期评论》等数十种宣传新思潮的书刊。同时，他还创办了《闽星》半周刊、《闽星日刊》和《闽锋周刊》、《闽南新报》等报刊，邀请同盟会元老陈秋霖担任《闽星日刊》总编辑，广为宣扬马克思主义学说、倡导新文化运动，使得漳州充满了清新的时代气息，文明之风日盛。

除了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方面的革新以外，社会生活上陈炯明亦大胆革除陋俗、整饬民风，禁赌禁烟，使之绝迹，一时世风日上，社会安定，井然有序。

陈炯明在漳州建立闽南护法区，经过短短不到两年时间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古老的漳州城面貌焕然一新，成为民国初期全国独一无二的城市，被誉为“东方的乌克兰”、“闽南的苏俄”，为漳州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的漳州，不但吸引了林森、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邹鲁、陈嘉庚等社会名流的先后到访（廖仲凯、朱执信亦曾到漳州呆过一段时间），更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曾经访问漳州的美国驻华使馆武官艾利森在给政府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漳州到处可见到建设的现象……道路拓宽，新屋不少；街道清洁，治安良好。美国侨民对陈之施政，也均引以为荣”。1920年4月29日，苏联代表波达波夫将军专程赴漳州考察，带来了列宁给陈炯明的亲笔信，对陈炯明表示敬佩和鼓励。1920年12月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称赞漳州“是中国南部革命的中心”，“是中国革命青年和社会主义者的朝圣地”，德国一家报纸更夸张地赞誉漳州是“东方一颗明星，正在放出光芒”。陈炯明建立的闽南护法区获得巨大成功，也使这段时间成为他与孙中山之间关系的“蜜月期”。对此，孙中山如是说：“兄在闽措施，既切近时需，而规划又复宏远，闻之不胜欣喜。”

1920年8月12日，陈炯明奉孙中山之命率领驻闽粤军离开漳州。嗣后，李厚基部重新进驻漳州，恢复了对闽西南的统治。陈炯明回师广东参与第二次护法运动，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粤桂战争，将桂系军阀赶出广东。1922年6月，陈炯明因与孙中山政见相左而决裂，乃至兵戎相见，上演了一出颇具争议的炮轰总统府，史称“陈炯明叛变”。陈炯明最终兵败退避香港，1925年协助将美洲洪门致公堂改组为中国致公党，并被推举为首任总理。1933年，陈炯明在贫困中病逝于香港，结束了其悲情的一生。

香港路旧牌坊，前为尚书坊，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立；后为三世宰二坊，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立。

诚然，陈炯明对漳州进行彻底改造，使漳州较早迈进现代城市门槛的同时，也给漳州古城造成了毁灭性破坏，使守护漳州千百年的古城墙荡然无存。当许多人走遍全国，对平遥古城、襄阳古城、荆州古城那些雄壮巍峨、雄踞一方的古老城墙发出由衷感叹的时候，难免对同样是历史文化名城、如今却难览一寸古城墙踪迹的漳州城感到怅然若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