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多年后，曾经的日本特务大野泰治痛哭流涕。

大野泰治就是赵一曼入狱后遇到的审讯官，在战犯管理所，他终于悔悟自己所做的一切。这个冷酷无情的刽子手，当年究竟犯下了怎样的滔天罪行？

1935年11月22日清晨，珠河县小西北沟一间破旧的房子里，响起了枪声。赵一曼左大腿被子弹打断，鲜血染红了她的棉裤，敌人用梯子把她抬下山，换上牛车颠簸着进了县城。

车轮在石头路上咯吱作响，伤口剧烈疼痛，可赵一曼咬紧牙关，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当牛车驶入珠河城时，赵一曼猛地抬起头，对着街上的民众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满洲国！”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闻讯而来，他专门负责审讯抗日人员。

“你叫什么名字？”面对敌人的盘问，赵一曼编造了假话应对。问为什么抗日时，她慷慨激昂地说：”我是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大野意识到，面前的女人绝非等闲之辈。

连续几天的审讯毫无进展，大野快要疯了，对准赵一曼左腕的伤口狠狠抽打，又狠戳她腿部的伤处，想要问出来据点在哪里，人员有多少。赵一曼哪怕脸色煞白，冷汗直流，依然什么话都没说。

大野后来回忆道：“赵一曼当时腿部受伤严重，伤口很大，流血过多，随时有丧命的可能。”

即使面临如此残酷的折磨，赵一曼依然没有屈服，还反问对方：“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

为了获得更多情报，敌人决定治疗赵一曼，被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派警察严密看守。经过爱国医生张柏岩三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她的伤势逐渐好转。在新环境里，她开始接触看守董宪勋，向他讲述抗日斗争的意义：“我们的国家正在遭受侵略，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应该站出来。”

经过20多天的努力，赵一曼成功地争取了董宪勋，接着又开始接触新来的见习护士韩勇义。这个年轻的姑娘因为父亲被日寇迫害而死，对侵略者充满仇恨，赵一曼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了小护士，这个姑娘发誓要帮助她逃出虎口。

1936年6月28日晚9时，看守和小护士把赵一曼背出医院后门，坐上预先准备的小汽车。大风雨中，他们连夜奔向抗日游击区，眼见就要逃出生天，6月30日清晨，在距离游击区只有20公里的地方，她再次落入敌手。

这一次，赵一曼没有机会逃出去了，重新回到哈尔滨拘留所的她，面对的是特务科特高股长警佐林宽重的亲自审讯。敌人们用尽了各种酷刑，用铁条刺腿上的伤口，往嘴里和鼻子里灌汽油，但她还是没有泄露党任何秘密，帮助她出逃的两人，一个死在狱中，一个遭受了重刑。

一个月的审讯一无所获，敌人决定处死赵一曼，1936年8月2日凌晨，在开往珠河的火车上，她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

想到远在汉口的儿子，这个坚强的母亲终于流下了眼泪，赵一曼向看守要了纸笔，颤抖着写下了给儿子宁儿的遗书。

多年后，大野泰治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在宽大政策下，反思自己的罪行，还写下忏悔书：我犯下了灭绝人性的罪恶。”他亲手交出了保存多年的赵烈士的生前遗作，跪在地上痛哭流涕，恳请宽恕。

1956年，26岁的宁儿来到母亲的殉难处，亲眼看到了那封写给他的遗书。他找来蓝墨水，在小臂上重重地刻下了名母亲的名字。赵一曼烈士是视死如归的英雄，她的一生都是民族气节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