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到此就结束了。这项工作就是从社会学视角考察旺代之乱。它实际上包含两项略有不同的任务：一项是根据城市化和社区组织的一些广泛概念去定义法国西部地区的社会状况，另一项是利用这种分析去帮助确认引发1791年至1793年政治动乱的那些条件和过程。结果表明，这两项任务都相当复杂。尽管有关旺代之乱的著作层出不穷，但一些基本的，甚至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实际上仍未得到深入挖掘，比如旧制度下贵族、农民与庄园官吏之间的关系，18世纪的地产转移，法国大革命之前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1789年和1790年地方政治活动的性质，1791年和1792年出售教会地产的条件和影响。考虑到乔治·勒费弗尔及其后继者直到十分晚近的时期才引导历史学家们关注农村革命自身的重要性，以及可用于研究的材料的丰富程度，我想这些空白的存在并不奇怪。如果说本书除此之外还做了些什么，那就是它在上述两个任务中都证实了勒费弗尔的观点。在分析法国的外省对大革命的反应时，人们往往会通过“农民”这一简化到模糊不清的模型，从整个国家的政治演变和巴黎的危机进行推断。它们构成了这些分析的主要内容。但是，这些推论并不能取代对农村社会实际运作的理解。而对于那些有耐心、善于提出问题并关注政治动荡的社会背景的探索者来说，这些档案依然蕴藏着数之不尽的财富。

的确，我们很难学到什么东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没学到，而且远非如此。事实上，指导本书中历史研究的社会学问题、构想和方法都被证实是非常有用的。第一，从当前的研究中抽取的关于城市化以及社区组织关系的一般概念，不仅节省了研究的时间和精力，还有助于我们精准确定安茹南部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对法国大革命的各种反应。法国西部城市化程度最高的那些区域最为一致地支持法国大革命，而最激烈的冲突则发生在城市与农村生活的交界地带。更具体地说，城市与农村的斗争，贯穿了这场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整个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学问题几乎无法避免地会引导研究者进行系统性地比较，而这种比较可以揭示反法国大革命的各子区域、阶层和党派的显著特征。例如，他们已经对1789年陈情书的内容、贵族的居住情况、神职人员的收入、农村社区人员的职业构成以及流亡的发生率等提出了一些新鲜的、有趣的看法。更重要的是，这些系统性的比较证实了，农村社区人员在旧制度下的行为、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初的反应，以及是否参与1793年的反法国大革命运动，这三者之间具有深刻的连续性。它们还启发了一个水到渠成的观察结论：从1789年至1793年，与法国大革命保持一致的区域相对风平浪静，而引发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那些区域则出现了人群的分裂、党派的形成、不断的骚乱、冲突的加剧等现象。这两种区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三，社会学视角有助于重新定义传统的历史研究问题。例如，首先，旺代之乱究竟是“自发的”还是“被煽动的”，这两种观点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但无论选择二者中的哪一个作为结论都是错的。几乎所有研究旺代之乱的历史学家都有一种最为强烈的渴望，那就是去评估这些“农民”的动机，但这就导致他们都忽视了工匠、农场主与其他类型的农民之间的重要区别，并且犯下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简化了动机问题。正因如此，1789年之后莫日地区纺织业的萧条完全没有引起这些历史学家的注意。其次，这些“农民”对旧制度和贵族地主究竟是满意还是不满意，这是一直以来困扰人们的问题，而现在看来，除非将其置于某种可比较的框架之中，否则这个问题不仅表述不准确，研究起来也徒劳无益。最后，“是什么导致莫日地区的人们反对法国大革命”这个问题依然值得一问，但需要为其附加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定条件，即没有任何单一的政策、动机或群体等因素可以作为答案。我们必须问清楚，究竟是哪些人，有多少人反对，又是如何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而且，只有将这些因素在与没有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区域进行系统性检验之后，才能得出确切答案。

这个话题言尽于此。因为要回顾社会学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在哪些方面发挥了作用，可能就要重新开始这本书的写作……而且这也不是我要考虑的问题。只需再说这一句就足够了，即社会学中司空见惯的程序往往能极大地帮助我们厘清历史问题，正如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工作中也有大量他们信手拈来的知识，如果社会学家忽视它们，后者的研究也会存在巨大的风险。

大家可以从本书对旺代之乱的研究出发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它们在方法论层面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些更具普遍性的研究建议。一方面，历史学家在对事件进行复杂的重构时，经常会对参与这些事件的主要群体的动机和结构进行相当粗略的评估。当然，他们对大革命中法国外省的分析也是如此。而社会学家的日常问题是：所讨论的群体其社会构成是什么？群体内部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安排是什么样的？这个社会正在经历哪些重要变化？社会运动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它在A地区而非B地区，在X阶层而非Y阶层获得了支持者？它们至少可以帮助研究者去评判自己的研究设想，并引导他们去寻找新的信息来源。除了重复的事件序列之外，这些问题还建议历史学家们进行非常有用的比较。从长远来看，它们可以使历史学家们通过系统的、比较的方式去理解政治巨变对复杂社会中的许多部分产生的影响。

另一方面，当代社会学家一般会回避历史材料，或只是以最抽象的方式处理它们。诚然，历史研究者无法像使用问卷调查或社会实验的社会学家们那样自己得出数据，而且历史研究者往往一开始就已经喜忧参半地知道事情的结果如何。但是，与这些缺点相比（事实上，许多当代社会学研究也有这些缺点），历史资料的丰富性是无法衡量的，而且它们对于检验社会学家所珍视的命题具有重大意义。社会学家们忘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从而将自身与丰富的遗产割裂开来，而这个事实就是：所有的历史都是过去的社会行为，而所有的档案都充满了关于人们过去如何行事、至今依然如何行事的丰富信息。

感谢出版方授权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