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俄罗斯汉学家弗·维·马良文是《孙子兵法》研究专家，通过梳理其著作《中国兵家战略》（其中包括《孙子兵法》译本），发现马良文的《孙子兵法》研究立足于中华整体文化和民族特点。这一在中华文化背景与价值观下解读中国兵学思想的研究方法值得肯定。对马良文的《孙子兵法》研究进行阐释有助于我们掌握中国兵学思想在俄罗斯的传播，有助于我们逐步建立阐释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话语体系。

关键词：《孙子兵法》 俄罗斯汉学 马良文 兵学思想

俄罗斯汉学家弗·维·马良文是《孙子兵法》研究专家，通过梳理其著作《中国兵家战略》（其中包括《孙子兵法》译本），发现马良文的《孙子兵法》研究立足于中华整体文化和民族特点。这一在中华文化背景与价值观下解读中国兵学思想的研究方法值得肯定。

一、马良文的《中国兵家战略》研究情况

《孙子兵法》在俄罗斯得到广泛传播，《孙子兵法》俄语全译本约有九部，其中弗·维·马良文（Владимир Вячеславович Малявин, 1950— ）的译本收录进其2002年出版的《孙子兵法》研究著作《中国兵家战略》（Китайская воен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中，这是21世纪发行的第一 个《孙子兵法》译本，也是继康拉德（Николай Иосифович Конрад，1891—1970）译本之后的又一广受欢迎和关注的经典译本，弥补了康拉德译本对孙子战略理论某些重要概念和原则关注不够的缺陷。《中国兵家战略》于2005年和2015年分别再版，马良文搜集了中、日、英、美等国学者六十多种关于《孙子兵法》的重要论述，并进行解读与评价，意义深远。

马良文被称为“俄罗斯最大的汉学家”，1972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曾先后在新加坡、日本和中国求学、任教，致力于中国历史、哲学、民族学等领域的研究。马良文不仅完成《孙子兵法》俄语全译本，而且“系统翻译了历代注疏家的校勘，客观评介曹操、杜牧等各注疏家”。目前学界对马良文孙子研究的特点与价值有待进一步挖掘。基于此，本文以马良文的《中国兵家战略》为研究对象，尝试基于译文分析其对孙子思想的解读，并对照国内学界的孙子研究，阐释马良文的独特视角，为国内的孙子兵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考。

《中国兵家战略》由前言、第一章“起源”、第二章“经典”、第三章“结语”组成。马良文在前言肯定了孙子学说不仅具有指导战争的实用价值，更蕴含中华民族统一的世界观。第一章“起源”分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学派的战争观，并选取代表性论述进行翻译。第二章“经典”包括评论性文章与多部兵学典籍的俄译本，收录了马良文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和《百战奇略》译文以及康拉德的《吴子》译文。第三章“结语”总结了中国战略的经验，并概括中国古代战略的基本概念，汇总中国兵学典籍书目。本文着重对第一章以及第二章做出解读。

二、“起源”：马良文探寻诸子百家的战争观

马良文以“起源”作为第一章题目，分析诸子百家的战争观，探寻古代军事思想的来源。

首先，马良文介绍了中国古代战争观形成的时代背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频发、百家争鸣、思想纷呈。马良文认为，分裂时期的社会动荡与战争实践推动了兵学理论的发展。战争的必然性和残酷性使得争霸者渴望以最小的代价获得胜利，这就要求指挥者不仅要具备作战技能与治军方法，更要掌握谋略才能，也就是“中国战略的基本原则——不战而屈人之兵”。马良文十分关注吴起与荀子指出的中国古代不同地区军队作战的特点，梳理了“中国古代军事战略理论的起源”——齐国的兵学书籍，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孙武及孙膑的论著。

其次，马良文解读了儒、墨、道、法诸家学说的战争观。他认为，儒家推崇道德，相信道德修养对个人、社会、国家的意义，在战争观上体现为：第一，儒家不主张战争也不否认其合理性，认为战争应该具有道德性质，如道德训诫的作用；第二，儒家在中国传统政治和战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主张君主与将领应以道德凝聚战斗力，取得成功。

对于墨家，马良文指出，墨家主张“兼爱”，但是其逻辑存在内在矛盾，因为人很难给予所有人同样的爱，即使这样的爱可以带来利益。墨子及其追随者过度相信抽象推理，结果形成了一个封闭教派。墨子的“兼爱”原则使其认为战争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在战争观上表现为极力反对战争，只允许对捣乱分子和强盗进行“惩罚性”征伐。墨子阻止战争发生的方法是劝说诸侯国君放弃备战，并帮助弱国增强防御能力。马良文认为，墨子作为“中国古代最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却极大地促进了防御战术和工事的发展，这是一种“历史讽刺”。

言及道家，马良文认为老子主张自然无为，倡导回到最初的自然状态，因此他反对战争，主张统治者应努力避免战争。庄子对道家思想做出创新，一方面，与老子一样提倡无为；另一方面，庄子指出了战争的本质，超越了这一实践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手段的对立。马良文认为老子的“黑暗”智慧激发了中国“最复杂、最阴险的战略方法”，庄子关于“无形中统治世界的精神力量”的思考，对中国政治理论而言不可或缺，由此肯定了道家思想是中国文明的基础之一。

至于法家，马良文直言法家为专制统治辩护。在马良文看来，法家将法律视为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它能够以统一的标准强制约束所有人的功过，以满足统治者的欲望，因此法家认为军功是衡量人的社会地位的标准，认为战争以掠夺土地、获得战利品为目的是合理的。因此统治者只有奖励耕战，才能形成国家的强大实力，最终称霸天下。法家在推崇统治者绝对权威的同时，否认统治者的权力与人格修养相关，认为法律的约束比人为干涉更有效力。

最后，马良文总结多样的中国古代哲学流派，称其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文化。马良文认为，第一，中国古代战略思想融合了诸子百家的观点，不同思想流派看似多样但相互关联、彼此制约，融合成一种统一的价值观。这种多样思想的组合与统一决定了中国战略传统的丰富内涵；同时，中国传统战略思想的多样来源使其对战争问题的态度复杂而模糊。第二，战略传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从形成原因来看，中国战略思想的形成是古代中国人的一种革命与创新，源于人们克服旧的礼仪约束进而创造新文化的渴望，因此马良文认为中国的战略传统是文化进步的一部分，不受道德、礼仪的约束。从内容价值来看，《孙子兵法》作为一门关于战争的艺术，不是对战争的提倡，也不只是关于战争的理论，而是融入孙子生活的谋略思想，可以指导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战略思维更是“中国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而言不可或缺。马良文进一步将其与西方战争观进行比较，认为欧洲古典战争观以消灭敌人为目的不具普遍意义，而中国战略思想则具有更广泛的应用价值。

马良文“中国哲学思想与生活紧密结合”的观点与研究思路，一方面肯定了中国战争与战略思想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也形成其中国哲学研究的整体性和民族性特点。中国战略传统具备深刻的哲学思想来源与内涵，孙子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为哲理基础，以兵者诡道理论为核心，以全胜为最高境界，在中华民族整体的思想文化背景中看待中国战略传统的视角在国内学界受到普遍认可。倪乐雄表示：“研究战争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既可解释纯军事领域无法解释的现象，使我们对人类军事事务获得新的观察点，进而深入理解人类战争现象，同时又使一向给人以凌空蹈虚之感的文化研究落实到现实的一个具体领域——战争领域，从而使文化研究亦获得一定的深度。”马良文探讨战略传统的民族文化内涵，对展现军事理论的内在价值观与文化对战争的现实意义均具有促进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马良文关于孙子兵学思想与诸子百家关系的论述侧重点与国内学界不同。马良文侧重寻找孙子与儒道等思想流派之间的相通观点。比如，他表示“道家哲学家能出人意料地准确并生动地描述一种普遍甚至本质上唯一可能的战略方案。孙子宣称，那些坚定遵循这一方案的人必将取得胜利”，以此论述统一的中华民族价值观对孙子思想的支撑，尤其凸显道家思想的作用。在国内学界，有学者关注孙子与诸子思想的异同。比如，曾广开认为儒家对战争的论述没有从战争实际出发总结经验，否认战争的必然性，而孙武从诸侯争霸的现实出发阐释了战争的必然性。有学者认为《易经》与《孙子兵法》均主张巧用天时地利、为将之道、集中兵力、奇正并用、速战速决，且二者均贯穿了兵以诈立、避实击虚、因敌制胜的战略战术。也有学者将孙子兵学与诸子思想的关系归结为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比如，曾广开表示孙武借鉴了老子的观点，认识到战争的重要性和破坏性，提出速胜和全胜的观点，发展了老子关于战争本质的认识以及“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等辩证思想；孙武还继承了管仲等法家思想家关于军用物资储备、军队建设等观点，提出“因粮于敌”“智信仁勇严”等军事思想。姚振文指出儒家的仁本战争观从伦理角度对兵家的暴力运用问题加以约束，因此“兵儒互补或兵儒合流是贯穿中国古代历史的文化现象，以至于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战争伦理观念”。对“诸子互补”现象及其对中国传统兵学发展影响的历时梳理，展现了多变的复杂历史背景下，儒释道等各家学说的兴衰与兵学随之产生的变化。国内学界的观点是明确汉学家观点倾向的基本参考，对马良文的整体性研究有所补充。

三、“经典”：马良文分析《孙子兵法》的哲学内涵

在《中国兵家战略》第二章“经典”的评论性文章中，马良文从军事原则、战争形式、战略设计、作战力量等方面探讨战略行动的本质。

第一，关于军事原则的重要作用。对于《孙子兵法》的战略典籍地位，马良文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战略是一种有效的行为，该如何描述和理解这一行为的本质；二是战略是“永恒运动、变化、无限”的，该如何界定战略的对象与本质。马良文表示上述问题的解决需要在人们意识活动中假设因果关系，而目前西方文献中关于战争目标和手段相关性的讨论也没有得出明确结论。因此在他看来，“有必要通过澄清《孙子兵法》语言的特殊性对其展开讨论，即与特定的文本相关”。孙子的语言经典之处就在于其简单的话语蕴含着无尽的深意，“最完整、最系统地概述了中国战略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它具有非凡的表现力”。同时，《孙子兵法》具有指导实践的实用意义。《孙子兵法》的语言清晰，对战争的描述也可以适用于商业、管理和日常生活等人类实践，不仅从战争的性质、动机、目的等理论层面来论述，更是从实践者的角度出发，甚至因为语言太过实际而遭到批判。在具体实践中孙子同样对本体感兴趣，寻求技术方式和本体的结合点，告诉人们如何在存在中行动、在对抗中获胜。马良文结合理论与实践分析，肯定了孙子的语言富有深刻内涵、从战争实际出发、关注战争中个体存在的价值，将孙子来自战争实践的理论表述为“智慧”——既是对当下实践的总结， 也是对永恒规律的认知，这种智慧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马良文认为，《孙子兵法》作为兵学典籍，反映了真正的战略行动目的不是超越自身，而是回归于“道”：“战略变化的永恒性，或者说行动的纯粹有效性，正是中国战略以及整个中国传统的终极现实——大道——的本质。”孙子从战争实践中总结出一般规律，回答了战略行动的本质问题。由此，马良文肯定了兵学典籍《孙子兵法》对于战争行动和生活工作的战略指导意义。

第二，关于战争形式的象征意义。马良文描述了中国仪式的重要性及其在战争中的象征意义。仪式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日常行为的规范，更是代表宇宙秩序和人性的“体”的体现，是人的内在心理和精神活动的外在表现。仪式被视为一种象征性的行为，超越了具体的对象性行动，它是想象与现实的相互渗透，具有传递信息的媒介作用，能够预示实际存在。马良文认为正是象征性的现实证明了“中国战略的主要论点：‘兵者，诡道也’”，中国战略强调现象与本质、开始与结束、必然与偶然的非二元对立，以及空和满、有和无、秩序和混乱、运动和静止等对立面的相互渗透，正所谓“形兵之极，至于无形”，用兵的方法变化无穷，有时看似混乱的形态下实则隐藏着避实击虚、以实击虚等变幻莫测的取胜谋略。

第三，关于战略设计的预见性和整体性。马良文认为“预见性知识”可以让人清晰地判定未来，即根据事物之前的状态预见其之后的状态，作战双方的每项行动都可以从其一贯的行为中预先有所窥见，这是中国传统的关键主题之一，同时也是对欧洲人来说最神秘的主题。他引用道家和兵家概念加以解释。比如《庄子·外篇·知北游》所言“夫昭昭生于冥冥， 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再如《六韬·龙韬·军势》所说“善除患者，理于未生； 善胜敌者，胜于无形”，要做到防患于未然，取胜于无形之中。至于预见性在战略决策中的运用，马良文指出，“战争是人的内在现实，它源于对个人自我意识起源的认识，而领悟内心的努力本身就会激发他人的敬畏和恐惧。这一思想为中国各派思想所认同，尽管儒家赋予其道德色彩，道家从内在有机完善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而法家和兵家则将其视为有效力量的保证”，强调认清己方军队情况并预见形势变化的重要性。因此要全面观察战场形势以把握战争发展趋势，做到知彼知己并作出预见性设计。

对于中国战略的整体性，马良文从中西方战略思想的差异做出阐释。他认为西方强调独立主体的重要性，人以自己的主体行为影响客体世界，比如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的公共政策行为和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的命运任意支配理论；而东方世界则相反，强调相互关系和作用，努力达到和谐相处的状态，因为大道是多样且包容的。因此中国战略遵循万物和合共生的原则，以不变应万变，通过观察敌人的变化决定自身行动，在这一过程中敌我双方是统一的。此外，马良文对孙子关于战争中“统一”概念的层次划分还包括对抗敌人军队的统一以及战略计划的整体性。在马良文看来，孙子对整体性的重视成为其战略的一般原则，他将孙子的整体性论述归纳为三个维度，分别是战争的全面性质、战略对军事行动的全面考虑以及战争进程和结果的全面评估，即孙子强调取得全胜。

第四，关于作战力量的合理运用。首先，马良文表示中国战争观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孙子承认了战争的变化性，最基础的变化就是军队部署和行动必须根据地理环境进行调整，要求指挥者具备对不同地理特征的敏感性和适应性。随后马良文阐释了孙子关于战前部署和机动的奇正、虚实两对辩证概念，奇和正、虚和实相互对立又彼此转化，而对立概念的战略意义在于相互作用、转化的瞬间，通过“欺骗”来实现。“按照孙子的说法，战争的艺术或者说‘欺骗之路’就在于一方能够转化并呈现为另一方”，“战争就是欺骗之路，将两个看似不相容的概念——真理和谎言结合起来”。提到“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马良文认为把奇正和虚实放到整体性中看更具象征性，比起具体内容更强调方法，因为对立概念相互转化所构成的循 环“以不可思议的、没有起点和终点的大道循环为原型”，虚实、奇正也不是指固 定的内容，所以要求指挥者洞悉敌我战备虚实，“理解敌我双方的真正力量源泉”，从而准确预判战场变化趋势，做到既出奇又多变。马良文将孙子的军事思想总结为对中国“道”的表现，“孙子军事艺术的所 有‘巧妙’之处在于战斗部署的不同方面之间不确定的、微妙的关系，以及战略行动作为大道形象的表现和实质”，如奇正、虚实相生的循环以“道”的终极本源——“无极”开始，以万物生成的起点——“太极”结束，战略思想回归于“道”本身便是无形的，没有固定的取胜模板可供套用。可见，通过合理运用虚实与奇正之变，掌握战争主动权对于夺取胜利十分重要。马良文关注到孙子对于战争中矛盾的认识和超越，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蕴含的辩证法思想。

马良文进一步对比中西军事思想，阐释了“势险”和“节短”的战术原则。马良文认为，中国军事战略中没有西方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重视的“军事行动中的间歇”，因为“缺乏最终形式是所有转变和行动的前提”，这一点构成了中国战略中“势”与“节”的组合。“势像中国战略的所有关键概念一样，预设了对欧洲思维来说难以理解的结合，即跟随事件流动以适应当下变化的环境”。马良文将“势”对事件和环境变化的把握类比为生活中的情绪，既然我们不能创造或消除情绪，不如利用情绪；借助蔡邕关于书法《九势》的思想说明，创造和实现“情境潜力”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创造性行为。“节”则是“势”累积之后的瞬间打击，对敌人最为致命，马良文称其为“中国军事科学最神秘的论点”。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应该在主观上造势，使战场形势朝着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掌握战场主动权，实现“求之于势”并最终取得胜利。在马良文看来，孙子对主动权的主张“与欧洲首次由马基雅维利提出的视角接近，即承认在政治和军事战略中只有两种可能性：‘领导他人’或‘被他人领导’”，为了获得战争胜利必须赢得主动权。

在阐释了孙子思想的概念之后，马良文总结，孙子的战略思想包含着人类认识和实践的结果，孙子具备从具体事件中发现变化、总结规律的洞察力，这一表述与从具体见一般的归纳法相似。同时他指出，孙子的兵学天赋，表现在其对战争之道的把握上，这就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战争目标。通过验证亚历山大大帝与波斯国王大流士的战争以及库图佐夫与拿破仑的对抗契合孙子战略思想，马良文对《孙子兵法》的现代价值和世界性意义给予肯定，并指出孙子的战略思想在管理和商业等领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结语

《孙子兵法》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突出代表，体现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战略传统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性意义。通过解读马良文的《中国兵家战略》，我们了解到俄罗斯汉学界对《孙子兵法》的关注内容与思路，这有助于促进国内外学界的对照研究。马良文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背景中看待孙子兵学思想，并结合各思想流派进行分析，这值得肯定。马良文对《孙子兵法》哲学思想的分析集中在对虚实、奇正、形势等辩证概念的论述上，这与其研究中国历史和哲学的学术背景以及在中国生活经历密切相关。此外，仍需进一步考察马良文对孙子哲学思想与西方思想的比较，并结合国内孙子学研究，推动构建阐释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