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来临之前，动物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活下来，因为只有活下来才会有希望！人，作为大自然的产物也有着同样趋吉避凶的特质，在寒冬降至的时候，他们会伪装自己，会用假象麻痹对手，但人与动物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的内心始终都燃烧着善良的火种。”
一，
受访人：宋剑涛 一九五零年出生于加格达奇，林场家属，特殊时期加入了林场工作队儿，负责下放右派分子教育改造工作，七四年之后参军，现在北京经营一家快捷酒店。
二，
我，我叫宋剑涛，十年动乱那会儿我在老家那块儿当过红卫兵。
这个事儿对我个人来说，没觉得有多丢人，毕竟那功夫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有几个没当过红卫兵或者红小兵的？
时代如此，任何人都没有抗拒的能力，就好像如今的年轻人一样，谁没年轻过？谁又敢说自己没有张狂过？
因为我经历过那个动乱的时代，所以，那个时代带给我的反思也挺多的，尤其是这些年，人渐渐的上了岁数，身体跟以前比也是越来越不行了，咱身体虽然不行了，但脑子和良心不能不行，只要是你们这些个小年轻的愿意听，我就愿意给你们说说当年有意思的人和有意思的事儿。
我记得清楚，我是十七岁那年当地红卫兵，我为什么要当红卫兵，是因为热闹儿，是因为不用念书了，可以敞开的玩儿，可以像林场干部一样颐指气使的对人发号施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也是人性当中的“恶”在作祟！
我是六六年加入的林场工作队儿，当年因为岁数小，只能是给工作组跑跑腿儿，作为通讯员在培养使用阶段，林场职工当年称呼我们为“红小兵”或者尊称为“红小将”。
我们也跟工作组的领导们一样，也穿着一套不合身儿的绿军装，腰扎武装带，我们从场部下到基层林场，就连林场的干部们都对我嗯远接近迎，可算得上风光一时。
七零年我由红小兵顺利成为了一名红卫兵战士，意味着我就可以参加具体的斗争工作了。
组织上考虑到我的斗争经验不是很丰富，就让我去负责右派分子的监督教育工作，用今天的话通俗点讲几句是看着这帮被改造的右派分子，他们有任何不当的言论思想都要及时的向组织汇报，将这些个“罪恶”的想法儿，及时的扼杀在萌芽阶段，你要说我这个工作就是打小报告儿，我觉得也不算是不对。
七零年林场的下放右派能有十二人，都是来自天南海北，最远的有南京来的，最近的哈尔滨，长春的都有。
这些人在当时来看，都有着不良的“反动”思想，基本上都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鸣大放”那个时期被下放过来的。
下放和后面的知青下乡，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下乡属于响应领袖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在一切以政治为纲领的时代下乡知青还是属于人民阶层。
而下放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首先就否定了他们的“思想”，他们是骨子里就和人民站到了对立面儿，说是“敌人”，还没到那个程度，所以他们要去基层接受礗下中农的监督。
右派在林场接受的劳动改造，都是比较艰苦的第一线，你就比方说“伐木”，“破方”，“搬运”都是这些个右派分子在参与。
但林场十二个右派分子当中唯有一名北京来的“老右派”不用参与这样的劳作，别人在伐木，他却满树林子的转悠，不是上山爬树，就是下河捉鱼，他这一天倒是快活。
我不理解，为什么整个儿林场的右派分子都在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而他却是一个例外呢？
经过和林场干部的沟通，我才知道，这个人是个“傻子”。
“傻子”叫郭东旭，原来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据说曾经在苏联进修过医学，属于是医院里面的台柱子似的人物，五十年代中后期“傻子”频频对时局进行指摘，批评社会上似是而非的“正确”现象，这一系列举动自然是被当时社会的“主流”所认可的，五六年就被下放到林场接受劳动改造了。
“傻子”到了林场没有多久，可能是受不了身份和生活上的巨大落差，在林场待了不到一年呢，就变成疯疯癫癫的漫山跑了。
林场的领导也没有精力去管这么个“傻子”，便嘱咐林场的职工只要傻子别死在林场就行，他愿意跑就随着他跑吧，人手也不差这一个，随他去吧。
听完林场干部的介绍，我就开始对这个傻子感兴趣上了。
傻子常年穿着一件儿棉大衣，对，你没听错，常年都穿着一件儿很难看出颜色的棉大衣。
夏天的时候傻子会把棉大衣里面的棉花掏出去，里面儿光着膀子套上棉大衣，冬天的时候，傻子会把夏天掏出去的棉花再添回去，要是棉花不够，野草，破书破报纸，什么东西都往里面儿塞。
这么看来傻子其实还是不“傻”，最起码，他还知道冬天冷，夏天热的道理。
我知道郭东旭是个傻子的事实之后，就不再把郭东旭这个傻子纳入到我的工作范围，你想啊，一个傻子说出的话，能是正常的话吗？他办的事儿能是正常人做出来的事儿吗？显然正常人是没有人会跟傻子一般见识的。
我的工作除了下基层监督右派分子们的劳动，就是组织林场职工学习红宝书，相互交流斗争的意见，其实，就是后来的“发动群众斗群众”，先是让林场职工对右派分子们进行工作上的批评，然后上升到哪些个右派抱怨了什么，说了什么。
林场的职工都是朴实本分的老实人，对这些个下放来的右派说不上多喜欢，但也说不上有多痛恨他们，甚至部分员工都认为这些下放来的右派分子们，有知识有文化，甚至见多识广，对这些人都充满了敬仰之情，您想啊，这样的“群众斗群众”哪能展开得了啊！
没有办法，我只能是让每个右派分子到了晚上，挨个儿上台上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检讨，进行反思。
林场职工们，刚开始那几天还觉得挺新奇的，后来天天如此，职工们就纷纷的感到厌倦了，本来这些个右派犯的又不是什么杀人放火的罪过儿，只不过是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而已，天天儿这么没完没了的“斗争”有意思吗？
对职工们来说，他们已经厌倦了我导演的剧目，但又不得不参加这个政治意味非常浓厚的会议，很多员工在会场上甚至打起了呼噜来了。
眼瞅着会议就要进行不下去了，我只好打断在台前“忏悔”的右派分子“行了，行了！这个会议今天就开到这儿吧，都回去反思，反思自己的错误，明天别耽误生产劳动。”我一脸不悦的和上了笔记本对会场的职工们说道。
职工们犹如得到了特赦一样，刚刚儿还在睡觉的几个人，一下子就从座位上蹦了起来，说说笑笑的随着人流走出了会场。
我垂头丧气的坐在了主席台上，心中一时之间感到了无尽的落寞，“为什么别人搞得阶级斗争会儿搞得咋就那么成功呢？到我这儿，啥效果儿都没有呢！我，我也是这个打法儿啊，咋，咋就……”
“达瓦里氏！达瓦里氏！革命万岁领袖万岁！喊啊，喊口号啊，不然你会被打倒的。”会议室的门口儿传来一阵憨憨的笑声，打断了我的思路。
“去去去，傻子，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瞎胡闹什么，走，回去睡觉去！”林场的干部对门口儿的傻子呵道。
我抬头望去，发现傻子就站在场部会议室的门口儿，一脸庄严肃穆的，右手握拳高高对着主席台上举起。
傻子的脏头发和大框的眼睛配合着傻子的动作我感觉很有意思，就跟着林场的干部一起走下了主席台。
“剑涛，同志，我们林场职工素质都不是很高，学习很难一蹴而就，我在日常工作中还应该多多向工作组学习，希望您不要介意。”场宣传科的科长对我点头哈腰的表示道。
科长恭维的话，让我很是受用，刚刚儿心中的不快这功夫已经是早被科长这一阵清风吹走了，我和科长走到会议室大门的时候，谁也没有搭理傻子，而傻子就是那么挺直腰杆儿，像标枪一样戳在门口儿。
我反身望去，只见傻子面对的正是会场主席台上那枚硕大的党徽。
“剑涛，同志，早点回去吧，晚上天冷，这傻子经常这样儿，不定又是哪根神经搭错了呢！不用管他，咱们走！”科长对我说道。
我并没把傻子当作一回事儿，只不过他的一举一动很是让人费解，他在向谁敬礼？主席台上已经没人了啊？
我没有把傻子的举动当作一回事儿，更没有闲心为傻子的举动浪费精力，一个傻子他的举动无非就是傻而已罢了。
林场的生产生活依旧继续，每天林场的职工依然白天劳作，晚上到场部的会议室进行学习，当然职工们的积极性还是如此，没有任何的提高，哪怕是态度上的改变都没有。
这一切对我来说无异于是一种煎熬，职工们的态度直接决定了我的工作成功，他们的不配合就是在变相的否定我的工作。
我把林场职工的学习态度如实的向工作组进行了汇报，工作组是不容许任何人对我们工作性质的否定，当即就要拿林场树典型，抓上几个人，教训一部分人，让所有人正视什么叫做“革命”。
我不知道我的汇报会带来如此大的后果，在林场扩大会议上，右派分子们不分男女老幼，都被工作组剃了阴阳头，林场的书记和厂长被戴上了高帽儿，身体前弓坐了土飞机，一时之间整个儿林场被闹的鸡飞狗跳。
此时的林场职工们才意识到，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学习是不能有半点儿马虎的。
林场的所有职工每天都换上了另一副精神面貌，右胸前的领袖像章被戴的工工整整的，红宝书用红纸包裹的严严实实的放在左侧的衣兜内，哪怕脱下外衣，红宝书和像章也都要朝上放着，万万不能在上面在放其他的物品。
眼瞅着林场职工们的变化，工作组的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小宋同志，你看到没有，这就叫做斗争，这就是革命，不配合就要把胆子放大一点儿吗，打死个把人又算得了什么呢，革命的道路很漫长，你就慢慢儿的学吧！”
主任上了北京吉普，绝尘而去！我望着离去的吉普车内心开始了动摇，“如果革命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扣帽子，那我所做的还是革命吗？”当然，这些话我是不敢说的。
自大工作的扩大会议之后，整个儿林场的的确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职工们的改变只是其中一个小点，我发现很多职工开始慢慢的疏远我了，甚至在路边看到我，也赶紧低头匆匆的离去，就好像压根儿没有我这个人存在似的。
我不喜欢这种工作的氛围，更不喜欢这种疏离感，我仿佛成为了林场当中的一个异类的存在。
“没人喜欢强权，没人喜欢被管制，人们需要的是自由！”一个声音在桥下传了过来。
我顺着声音趴在护栏上向桥下望去，只见傻子正满脸涂满了污泥，靠在桥墩上晒太阳呢！
“你说什么？你知道不知道，就凭你这句话，你就要被送到劳改农场！”我怒不可遏的对靠在桥墩下的傻子吼道。
傻子微微向上抬头，宽大的框架眼镜后面眼神里面充满了不屑和鄙夷，我一时满脑子出现了一片的空白，他是傻子吗？他的眼神儿里面儿传达出来的神情俨然就是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皇帝，不对，傻子，他是傻子！不满谁又会满身泥污的坐在桥下呢！
我此时的心境是复杂的，是无助的，是空虚的，我搞不清楚傻子是不是傻子，搞不清楚，我所谓的革命是否是正确的，我浑浑噩噩的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我的工作是监督，是教育，我有时间的时候还是要跟职工们上山，我虽不用伐木，但我要监督右派分子们的劳动情况。
哪些个右派分子们见到我一个个都噤若寒蝉，每个人都在表现着自己悔罪的意愿，正常职工一上午会砍伐两颗树，最多也就是三棵树，而那些个背负着反对社会的右派们，他们竟然一上午就能砍伐五颗树六棵树，他们工作积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能不能结束下放的生活却不是我能所决定的。
傻子还是一副乞丐的模样，漫山遍野的到处乱跑，有的时候傻子会蹲坐在一棵大树下喃喃自语，有的时候又会望着远方发呆，更多的时候，傻子会伫立在河边说着一些让人听不懂的外国话。
傻子说的是什么，整个儿林场都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愿意知道傻子说的是什么，反正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每天就是吃饭，上班儿，学习，开会！
日子看起来很是枯燥，无味，但过日子的性质已经在开始慢慢的发生变化。
省革委会向省内各大厂矿机关单位，连续的发出很多份文件，要求斗争扩大化，斗争常态化的指示。
工作组的主任也多次到林场指导工作，“斗争，要斗争，坚决把社会上的渣子给扫尽历史的垃圾堆，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我们要牢牢的把控国家每个方面，唯有斗争才能实现对领袖的忠诚！”
主任铿锵有力的大手一挥，颇具领袖气质，为了配合我的工作，主任向林场派来了辅助我工作的小组长，还有七八名红色的战友。
林场的灾难彻底的到来了，我们的斗争不再挂在口头上了，而是实打实的要从肉体上同敌人进行斗争。
木方子，搞把，武装带都是我们斗争的工具，一个沈阳某工厂下放到林场的干部叫林未然，因为不服气我的工作方法，被小组的队员们用木方子打断了小腿，然后就直接扔到了山上的木屋当中关了禁闭了。
关禁闭，很多人认为无非就是限制了行动自由，在当时关禁闭，是没有吃喝的，不但没有自由，更没有让你活下去的希望。
我感觉武力斗争是不可取的，一些个性格耿直的老右派说的话好像也是有点儿道理的，你就拿这次被毒打的林未然来说吧，他就因为和我顶嘴“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而不是哪一个人的国家！”而遭到了毒打，他说的对吗？我觉得至少百分之六七十他说的是对的。
打林未然不是我授意的，但林未然的毒打的的确确是因为和我顶罪而引起的，就好比那句话说的“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当天晚上我辗转反侧睡不着，毕竟因为一句顶嘴，就把人的小腿给打断，这实在让我愧疚万分。
我索性就悄悄地的起身，打着手电筒假借查看林未然的关押情况一个人就上山了。
山路崎岖难行，我跌跌撞撞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了木屋附近。
晚上的山风很大，本来看守小木屋的红卫兵们也都悄悄的回去睡觉了，也就是说，这个小木屋根本没有人在看着的，但我却看到了木屋里面有摇曳的烛光，仔细一听好像还有人在窃窃私语。
我走向木屋，用我带来的钥匙打开了房门，只见林未然一脸惨白的依偎在墙角的草堆上，而在跪坐在林未然身边的竟然是傻子郭东旭。
“你在干什么？”我见傻子正用一把剪刀小心的剪开了林未然的裤腿，林未然因为骨折，此时的小腿已经肿胀的不能脱下裤子了。
林未然和傻子谁也没有搭理我，一时屋中的气氛变得异常的尴尬。
“那，那什么，老林今天他们做的这个事儿做的挺过分的，我呢，过来看看你，我从怀里给李未然掏出了两块玉米饼子递给了林未然。”这是水，你，你多少吃点儿！“我愧疚的对林未然表示道。
“剑涛同志，我没有错，你也没有错，你用不着太过于在意，我是对胡闹不满意，我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里面的每一个人，但如果国家成为了一个人的国家，而不是人民的国家，那和封建社会又有什么区别呢！“林未然强挺着脖子向我发出一连串儿的发问。
“可别乱说，可别乱说，我求求你了，让人听到我们就全完了！“我被老林的一阵义正严辞的说教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别说话了，挺着点儿啊！我该给你正骨了。“剪开林未然裤腿的傻子突然对老林说道。
“来吧，死我都不怕，我还能怕这点儿疼痛吗，动手吧！“老林咬着牙说道。
“你，过来，把那副木板拿过来，对，还有那边的麻绳！“傻子看无表情的对我说道。
我惊呆住了，眼前的傻子谁能相信他是傻子啊？
“你是怎么进来的？“我问向傻子，又回身望了望刚刚被我打开的房门。
傻子没有说话，双手摁在老林的小腿上，“忍一下啊！“傻子说道。
老林发出一阵闷哼，傻子顺手就从我的手里面儿结果了木板和麻绳，手脚麻利的把老林的小腿就用木板给固定上了。
“记住了，这两天儿千万别乱动，其他的，其他的我，我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要是能有止痛药，你还能少遭点罪！“傻子像是自言自语的说道。
“你，你不是傻子吗？“我愣愣的问向傻子。
“呵呵呵！说我是傻子也行，总比疯子要好，我是不会害人的，领导，你要举报我吗？“傻子的咄咄逼人的看向我，他的眼里没有屈服，更没有畏惧。
“我，我举报你干嘛！“我的语气变得没有那么强势了，我想到了我是红卫兵，我还是个小领导，我怎么能害怕这个傻子呢。”郭东旭，你是怎么进来的？“我马上又换上一副严肃的表情严肃的问向郭东旭。
“我从后面儿爬进来的！“傻子若无其事的指向小木屋后面的木条对我说道。
此时我才注意到，小木屋的后墙挡板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扣下了几条木条，而傻子恰恰就是从那个洞里面儿爬进来的。
李未然在油灯下没喝一口水已经是昏昏的睡下了， 我和傻子就这样面对面的站着，场景很微妙，傻子的嘴角微微上扬，表示出对我的不屑，而我的内心惶恐和不安占据了全身。
“别说我来过！“我转身儿就想离开屋子。
“别说我不是傻子！“我回身看见傻子还是那一副不卑不亢的劲头儿。
我什么也没说，转身关门上锁，径直就离开了木屋。
我知道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时代，更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我的工作不再积极，向工作组汇报的内容也是千篇一律不痛不痒的内容。
所谓的斗争被我玩出新的高度，禁闭，反省是我管用的手段，而暴力斗争被我嗤之以鼻，我以让右派分子从内心深处反思的理论，得到林场广大职工们的认可和支持，也让林场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一直读没有发生过打死人的情况。
傻子还是那副傻样子，我没有跟任何人说他装傻的事实，他也像是跟我从来没有交集一样，在大树林子里肆意的胡闹。
一九七四年，我被工作组以推荐的方式参军了，记得我离开林场的那天，傻子远远的站在河边向我挥手不断的喊着“达瓦里氏！达瓦里氏！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的阳光洒满了整个儿林场，氤氲的雾气混合着阳光竟然在傻子的身后形成了一个五彩的光圈。
我在部队服役了三年，退伍之后我回到林场去找过傻子，但林场的老职工们都像是发现了一个什么天大的秘密一样对我说“宋儿，你知道吗？那个傻子，其实他不是傻子。这人是真牛啊，在咱们这儿装了这么多年的傻子，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发现他不是傻子！”
我没有意思的惊奇，因为我早就知道他不是傻子，而是一个心里面儿始终装着善良和希望的正常人，回首过去，真正的傻子可能是我们那些个热血沸腾的红小将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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