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 何

夏天的太阳是毒的,能把地面晒出油来。

但比烈日更毒的,是人心里的那份冷漠,是那种亲眼见着苦难,却能若无其事地扭过头,说一句“与我何干”的冷漠。

这几天的青岛,热得不像人间,气温飙到四十多度,体感直冲五十度,连以炎热著称的吐鲁番都得甘拜下风。

就在这样的“烤”验里,青岛大学的一位宿管大爷,在没有空调的值班室里倒下了,再也没能站起来。

老人名叫张培生,从照片上看,是那种你我生活中随处可见、面容和善的长者。

学生们说他风评极好,会自己掏钱给流浪猫买猫粮,用小风扇为它们驱暑。

这样一个朴实善良的人,却被他守护的学生们告知记者:学校已拖欠了他八个月的工资。

悲剧发生后,120救护车来了,但人已经没了。

警方到场调查,结论是“初步排除刑事案件可能”,剩下的,便只有一句冰冷的“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学校的回应来得很快,快得像是在急着撇清关系。

他们凌晨发布了一份声明,字斟句酌,仿佛多说半句就要承担万斤责任。

声明里,那个逝去的老人没有名字,没有年龄,没有故事,只是一个“身体情况异常”的“物业工作人员”。

这份堪称AI范文的回应里,你看不到一丝一毫对生命的痛惜。

紧接着,便是那出经典的“外包”戏码。

学校说,宿管业务包给了物业。物业又把球踢了回来,说这个岗位他们管不着。

“外包”二字,用得真是巧妙,像一块万能的遮羞布,总能把责任遮得严严实实。

薄唇上下翻飞,便如两把铡刀落下,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剁成三段:

一段叫“非我员工”,一段是“与我无关”,最后那段血肉模糊的,被扔在这七月的蒸笼里,名曰“意外”。

很多人说大爷是“热死”的,我却觉得,他更像是被“冻死”的。

冻死在七月流火的酷暑里,冻死在周围人装聋作哑的冷漠里。

为什么一个素不相识的大爷,能让这么多人感同身受?

因为他不是一个人,他是我们身边无数劳动者的缩影——是顶着烈日的外卖员,是汗流浃背的建筑工人,是起早贪黑的环卫工。

他就是那个在“中国速度”的宏大叙事下,面目模糊却又无比真实的“小民”。

我们时常谈论大国崛起,也期盼小民尊严。

什么是大国崛起?或许是我们的空调产量占了全球八成。

那什么又是小民尊严?

或许就是当我们需要时,能吹得上这台我们自己国家生产的空调。

考虑到中国的生产力和劳动力价格,这里本该是全世界安装空调成本最低的地方,没有之一。

我总以为,大学是讲道理的地方,至少比社会上多一些书卷里的理想与温情。

如今看来,这道理恐怕也分三六九等。

校园里可以斥巨资搞“智慧校园”,可以把毕业典礼办得像明星演唱会,可以花钱买热搜来打造“网红”名片。

这些钱,花得出去,也花得漂亮。

可就是这么点钱,偏偏不愿花在一台能救命的空调上,不愿花在按时发放的工钱上。

想来在某些人眼里,一个老人的性命,远不如那些虚浮的光环来得值钱。

他就如同园子里的杂草,自生自灭,只要不碍着赏花人的眼,便无人问津。

我不知道这件事最终会如何收场。

可以预见的是,定会成立“工作专班”,定会进行“全面排查”。

可排查过后呢?那些花在虚处的钱,会匀一些到实处吗?

那间闷热的值班室,能装上空调吗?

我是不知道的。

这世间的事,大抵是热闹一阵,然后迅速冷却。

但我真的希望,有些东西不该被冷却,比如人心。

暑气还未消散,我怕的是,

下一个蜷缩在值班室里的人,依然只能数着空瘪的钱袋,望着墙上的日历,把它当成一张写满谎言的药方。

那药方上的字,一笔一划都写得体面,却治不了饿,驱不了暑,更救不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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