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磊

佳片有约

热播剧集《长安的荔枝》，将大唐岭南的风土人情如画卷般展现在广大观众面前——种荔枝、喝早茶、清远土鸡、胡商洋货，不一而足。官府运转，商贾经营，乃至庶民谋生，都离不开钱，而剧情中呈现的实物还是比较准确的，就是一串一串的铜钱，合理推测应该是开元通宝。唯一的槽点，是刺史府赵掌书，剧中他两次随身携带唐代船形银铤，且铤的形制大小不一，这与目前已有公论的货币史实不符。

那么，就让我们顺着《长安的荔枝》剧组道具上的白玉微瑕，去探究一下盛产荔枝的岭南，在白银货币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吧。

鲜~！

挂绿、桂味、糯米糍，岭南的荔枝又甜又鲜，但是对于唐玄宗时期岭南的白银货币来说，就不是一声调的鲜，而是三声调的鲜，引申之意就是稀少、罕见。

事实上，当时大唐帝国的统治者更加重视铜钱的铸造，认为一枚枚方孔圆钱关乎国运，毕竟李唐皇族距离那个被后世称为白银帝国的时代，有着1000多年的时空间隔呢。当时，白银的货币化进程处于初始阶段，具体表现为其仅仅承担了部分货币职能，如作为国家赋税的变通支付手段，或是作为进贡朝廷和宫廷赏赐的大额财富储藏。在民间商业交易中，白银尚未具有作为货币最重要、最基本的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职能。因此，赵掌书随身携带的白花花银子，在高州城内是无法进行商品交易的。

另外，从目前遗存的唐代白银实物分析，其普遍存在铸造不规范的特点，形制上早期以长方形的笏型和圆形的饼型为主，属于白银冶炼的坯料形状，如河南博物院馆藏唐代 “专知采市银使右相兼文部尚书臣杨国忠进”五十两笏形银铤，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西安何家村窖藏金银器中，唐代开元年间怀集县（今肇庆市怀集县）、洊安县（现已不存，位于今肇庆市辖区内）庸调银十两银饼等，前者与剧中人物右相密切相关，后者则是岭南地区距离长安路途遥远且开矿产银，故而将收取的劳役税、特产税折变成 “ 轻货 ” （即白银货币）运往国库的历史实证。至于赵掌书怀里的船形银铤，应该是唐代后期出现的白银货币形制，并一直使用到北宋初期，逐步转变为平首束腰形银铤。这种银铤形制上的改变，其最基本的原因就在于船形银铤两端高高翘起的大翅，不利于日常随身携带——容易扎到自己，由此看来，带着一堆船形银铤逛书局的赵掌书，够生猛！

先~！

剧中上林苑荔枝宴的次年，安史之乱爆发，大唐帝国自此由盛转衰。男主角李善德开辟出的荔枝运送商道，成为北方官宦士族的南迁避祸之路，却也为岭南地区带来了更为先进的银矿开采和冶炼技术。

及至赵宋王朝建立，岭南的白银在货币化进程中又向前迈出了一步，数量更多，类型也更为丰富。如循州（包括今广东省惠州市、河源市、汕尾市、梅州市等大部分地区）上供银二十五两银铤，新州（今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解发淳祐四年（1244）鄂州纲银二十五两银铤等与地租田赋有关的白银实物，如霸头里角广州经制银十二两半银铤，霸北西街惠州经制银一十二两重银铤等与商税杂税有关的白银实物。另外，岭南地区宋代银铤上留有名号的，还包括广东运司、广东卖钞库、广东盐司等机构，为后世的金融史、财税史和货币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遗存。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哲宗时期英州（今广东省清远市代管的英德市）军资库绍圣二年（1095）十二两银铤，它差一点儿就由苏老——不是剧中胡商苏谅，而是大名鼎鼎的苏轼——负责监督存放保管或解送入京。若不是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英州途中接到再次贬谪的圣旨，转而前往惠州去深（大）刻（吃）反（荔）省（枝），这件本就非常珍罕的北宋银铤，便会因苏大学士的名人光环加持，更加熠熠生辉了。

岭南采访使兼南海郡太守臣李忠五十两银锭

明清时期，特别是从明代中后期隆庆开关和施行“一条鞭法”开始，既连接古老帝国与外部世界，又出产白银的岭南地区，为白银帝国的形成中助力颇多。对内而言，无论是承袭前朝的明代南雄府椒木银五十两官铸银锭，还是数量庞大兼具地方特色的砝码形十两银锭，岭南都是白银作为称量货币在其发展历程中重要的环节；对外而言，作为明清海禁时期的唯一外贸港口，大量成色统一、制作规整、便于流通的番洋——包括早期的西班牙本洋、荷兰马剑银元，以及后期的墨西哥鹰洋等，经由岭南，流向内地。

在这片花常开树常绿的帝国南疆，古老的称量货币银锭（铤）与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机制银币混杂行用、融合冲突、此消彼长，最终在广州城内出现了中国第一家采用西方机器设备生产机制银元的大型工厂——广东钱局。“广东省造光绪元宝”系列银元，为岭南的白银写下了最新的篇章，也在冥冥之中暗合了广东香山县（今广东中山市）人孙文提出的革命口号——“敢为天下先”！

仙~！

广东钱局造币厂

作为中国近代机制银币的滥觞之地，岭南地区从晚清到民国，社会上商贸交易使用的流通货币单位，居然不是“元（Dollar)”而是“分（Cent）”，也就是广府话里的“仙”。这个有些无厘头（粤语方言，含难以理解之意）的金融现象，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波及到南方数个省份，成为岭南地区白银货币发展历程的最终章。

追本溯源，岭南地区银币单位与“仙”结缘这件事，还得从侵占中国香港的英国殖民当局说起。1863年，港英当局从伦敦皇家造币厂定制了一批专供香港殖民地使用的流通货币，其中就包括机制方孔圆钱“香港一文”。不久，“香港一文”铜钱被形制相同的“香港一千”铜钱替代，而最终演变成圆形无孔的铜元样式——正面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头像，背面珠圈内为汉字“香港一仙”。所谓“一文”、“一千（系指其价值为壹圆银币的千分之一）”和“一仙”，均相当于英文的“one cent”。别看它的面额不大，在当时经济相对落后的南粤地区，是可以买到如白粥+油条这样的简单早点的。因此，以“仙”论价的货币使用习惯，迅速被底层民众接受，加之当时粤港两地人员往来频繁，其影响自然而然地波及到岭南地区。

1866年香港造币厂落成开工之后，其生产的五仙、壹毫、贰毫银币，均以“cent毫”为单位。这些港产银凭借着精美的制作工艺、直观的纪值方式、便捷的交易计算，特别是其背面标有汉字等优势，迅速被受到需要称重量、验成色的银两和都是外国字、洋字码的番洋困扰的岭南民众所接受。1889年“广东省造光绪元宝”系列银币诞生后，广东当局既要考虑广东钱局的盈利情况，也需照顾岭南民众的用钱习惯，最终“Twenty Cents（即纪值二十仙的贰毫）”银币脱颖而出，成为岭南地区白银货币的主流币种。

广东钱局开办十年后，贰毫银元的产量竟然占到当年总产量的九成。与此同时，贰毫银元的影响也迅速扩大，波及毗邻广东的福建、广西等省。及至民国建立，广东当局更是将清代龙洋银元回收熔化，全部用于生产“中华民国广东贰毫”银元，并逐渐成为长江以南各省商贾贸易的重要辅币。然而，由于广东省内军阀势力呈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各路人马都将制作发行“广东贰毫”银元作为生财之道，造成其成色一减再减，货币信誉也最终破产，如上海江海关和商会曾发布公告，停止民国十一年（含十一年）后铸造的广东贰毫银元在沪流通。

自此，广东“中华民国贰毫银元”再无受人欢迎的“仙气儿”，在动荡的岁月中染上了无底线逐利的铜臭味，随着1935年法币政策的实施，与岭南白银的历史一起遁入烟尘。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