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共特工史上的第一个“双面间谍”，却在51年不幸被抓，临刑前大喊：

“陈赓可以为我作证！”

他就是鲍君甫。

1951年的南京街头，几个穿着制服的公安人员径直朝着一个杂货摊走去，摊主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他正在收拾货物。

领头的人走到他跟前一亮证件就问：“你就是鲍君甫？”老头不明所以地点了点头，谁知道就是这一下，他就立即被对方抓了回去。

起初，鲍君甫对此并不太在意，哪怕被关在看守所，也很冷静，对于审讯员的问题也都是爱答不理的样子。一直到审判长念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几个字的时候，他才有了反应，老人挣扎着大喊：

“我不是特务！我救过共产党！陈赓能作证！”

这话一下就让全场顿时安静下来，谁都想不到，一个国民党特务头子，竟然要共产党的开国大将为自己作证？

在南京看守所的日子，鲍君甫一度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要这样结束了。直到陈赓的回信送到法院，那些泛黄的信纸让审判长彻夜未眠。

“1927至1931年间，鲍君甫确为我党做过诸多贡献……”信里列举的每一件事，都和档案里的记载对得上。

1952年1月25日，南京法院的判决下来了：“鲍君甫功大于过，判处管制一年，当庭释放。”

走出法院的那天，阳光还有些刺眼，鲍君甫抬手遮了遮，眼泪突然就下来了。公安局的人对他说：“每月给你100块补助，有困难就找我们。”

1956年的春天，鲍君甫坐着军区的专车去北京。在饭店的包间里，他见到了头发花白的陈赓，两个老人抱在一起，半天说不出话。之后陈赓拉着他的手一个个介绍：“这是当年你救过的关向应同志的爱人，这是陈养山……”

满屋子的人都站起来给他鼓掌。

鲍君甫是广东人，十几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去了日本，后来从早稻田大学毕业。1919年回国的时候，他已经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了，也因此成了上海滩的“日本通”。

1924年国民党改组，他怀着满腔的救国热情入了党，还在五卅运动中认识了同乡杨剑虹。2年后，有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找上了鲍君甫的门，他说他是来请教日语的，叫做陈养山，对方说话总是温文尔雅的。

相处的过程中，鲍君甫很快就发现，这个“学生”并不简单，但他也没有多为难对方。一直到某天，陈养山塞给他一本《共产党宣言》，低声说：“君甫兄，你还没看清国民党的嘴脸吗？”

那时候，鲍君甫因为公开骂蒋介石“独裁”，刚刚从看守所出来不久，对国民党的失望已经十分深重了，他的胸膛里还憋着一股火。这个时候，陈养山的这句话，就像火星点燃了干柴一般。于是，两人就展开了一场久久的深入讨论，最终，鲍君甫把酒杯往桌子上重重一拍:

“只要你们信得过我，我就帮你们！”

1928年5月，他在上海的霞飞路走进一家咖啡馆，靠窗的位置坐了个穿西装的年轻人。见他走过来，那人抬头冲他笑了一下，“是君甫兄吧？我是陈赓，快坐。”

两人谈论了几句，陈赓说：“我们给你配辆车，再找个办事处，场面得撑起来。”随后，他又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这是第一个月的经费，后续有什么重大开支我们组织上还会给你拨款。连德生也会跟着你，他既是保镖也是联络员。”

此后，鲍君甫就开着崭新的小驾车穿梭在租界和华界之间，很快就成了各方势力之间共同认识的“著名”人物。

为了取得中统的信任，鲍君甫演了出好戏。中共特科故意透露过一些已经过时了的会议地址，等国民党特务兴冲冲赶过去的时候，只搜到几本《新青年》。有时候还会安排几个“进步青年”故意被他“抓获”，关几天再放出来。

几次“立功”下来，陈立夫在电话里笑得合不拢嘴：“君甫真是栋梁之才！”

1931年，公共租界的巡捕房突然闯了进入一群荷枪实弹的巡捕，并且在上海的工联机关抓住了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

后来鲍君甫才知道，被抓的人竟然是我党同志关向应，得到消息的时候，他正在跟兰普逊打网球。鲍君甫故作轻松地擦着汗，装作无意般开口：“总监，这个案子还是给我来处理吧。”

在巡捕房的地下室里，看着那口装满了绝密文件的箱子，鲍君甫简直头皮发麻。这时国民党的人已经在门口等着了，想要立即把文件抢回去。关键时刻，鲍君甫拦住了他们，“这些是中文材料，得找专家鉴定。”

随后，他就连夜找到了留过洋的“文件专家”刘鼎，其实，对方正是陈赓派来的助手。

接下来的几天，就成了鲍君甫最煎熬的日子。白天他陪着对方在巡捕房“研究”文件，晚上两人就悄悄把真文件带回去，连夜抄录，随后再把仿制的假文件换回去。

就在某天早上换文件的时候，兰普逊就突然推门闯了进去，鲍君甫被吓了一跳，但他还是强装镇定地捡起文件，说那是“学术资料”。

同时，关向应也一直都在配合他。每次提审的时候都耷拉着脑袋，不管问什么都摇头，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个吓破了胆的书呆子，最后巡捕房什么也问不出来，只能以“思想激进”的罪名关了他几个月。出狱那天，杨登瀛开车在门口等着，关向应上车就给他作揖：“君甫兄，救命之恩……”

这样的营救并不是特例，鲍君甫还多次帮助中共同志脱险，为我党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也为保护党的力量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到了晚年，鲍君甫也一直都住在南京，虽然有组织上的补助，但收入有限，孩子又多，生活还是十分拮据。

某一年的冬天，天气实在寒冷，走投无路之下，鲍君甫写信向曾经的好友安娥求助冬衣，安娥得知情况后也立即倾囊相助。

1967年的时候，鲍君甫也受到了影响。哪怕是在所谓“专案组”的淫威下，鲍君甫也坚决决绝了提供任何关于陈赓和陈养山的“黑材料”。

2年后，鲍君甫去世，临死前他对自己的孩子们说：

“我不是特务，也不是内奸，周总理是知道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