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太石

把平台当作数字田野

作者 |刘太石

作者单位 |布里斯托大学社会数字未来研究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数字社会研究中心

原文 |

拙作《数字时代的中国青年文化变迁：趣味模式、社会区隔与平台化》有幸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3期。回顾本文从初版到定稿逾三年的历程，我要衷心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社会学研究》编辑部老师对本文提供的所有帮助。作为青年作者，我在本文的往复修改中，获益良多。特别感谢在本科和硕士求学期间，郑丹丹与刘河庆两位导师对我的悉心指导。在华科的七年时光里，两位老师引领着我的学术与生活。其中深情，难于言表。

一、问题缘起：平台为什么变了？

本研究源起于一个朴素的提问：平台为什么变了？作为B平台的老用户，我从2013年就加入了社群。在2016年左右，我逐渐感受到B平台社群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起初，我认为身边都是“网络同好”，大家有着类似的青年文化趣味与生活境况。但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自己的文化体验在社群中开始缺乏共鸣，曾经喜爱的内容在不断减少，很大程度上，我觉得自己成了社区的“边缘人”。我起初怀疑是自己跟不上潮流，直到我断断续续看到一批老用户的评论，他们发出类似的感慨：“XX已经不是原来的XX了”。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平台变了这一感受，不仅体现在个人的文化实践中，也应放回到结构构性的背景与动态中。为此，我试图将“B平台”所发生的“变迁”故事作为我的研究母题。

那么如何研究平台变迁呢？当时，我阅读了大量青年文化与网络社区的访谈与民族志研究，但总觉得“不解渴”。后来，给我很大启发的是黄荣贵老师在2017年发表于《社会》的文章《网络场域、文化认同与劳工关注社群：基于话题模型与社群侦测的大数据分析》。这篇文章在国内学界较早引入了主题模型方法，并基于社交媒体数据进行了比较扎实的话语与社群分析。我由是想把这篇文章的思路进一步拓展到对“B平台”上社群变迁的研究。在研究策略的启示外，黄荣贵老师对模型解释性的关注也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事实上，方法上的计算驱动不代表理论与解释上的懒惰，相反，算法异质性与底层事实（Ground Truth）间的张力，恰恰要求社会学想象力的高度介入。

基于上述思考，我最终将澄清“B平台”中发生的青年文化社群变迁作为自己的学术论文主题。当时，计算方法在国内方兴未艾，尚无特别系统的网上教程或线下课程。我一方面自学了两个月机器学习课程，一方面着手复现已有研究，结合零零碎碎的网络博客以及软件文档自己学习（一位计算机专业的好友帮了不少忙）。最为艰难的还是数据获取，以一己之力获取足够进行社群层面推断的数据并非易事。从抽样设计、代码编写、程序Debug再到数据清洗，生成变量以及可视化，在边学边做几乎燃竭的半年里，我真是体会什么叫做“关关难过，关关过”。所幸，这项研究的最初稿在2020年顺利完成，虽然在当时，这仅是个非常粗糙的对平台中社群扩张进行案例研究的学士论文。在那篇论文中，我尚无平台研究的意识，也无方法运用的娴熟，在理论阅读上也并不完整。后来伴随着硕士升学，郑丹丹教授作为我的导师继续引导了本文的修改，我也作为刘河庆老师的研究助理，在计算方法上钻研逾深。在近半年的进一步强化与调整后，2021年3月，本文的初稿完成，并在导师建议下投递到《社会学研究》。文章非常幸运地进入了外审环节，两位外审专家以极大的包容与耐心对本文的问题意识、研究方向及量化细节给出了深刻而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本文也至此开始了漫长的修改历程。

二、计算扎根：把平台作为数字时代的田野

我花了不少的时间来消化外审意见，并和我的两位导师就进一步修改的症结之处“碰”了很多次。在近一两个月的思考后，我最终将初稿中的深层问题确定为了以下几个。

一、虽然始终提醒自己关注计算研究的解释取向，但我仍陷入了“方法陷阱”。一部分源于方法掌握的稚嫩，一部分源于对模型的过度信赖，在数据分析中，我仅是把方法应用到了材料，任由模型“自由发挥”，没什么“问题意识”，也缺乏对数据背后“真实”情况探索的方法论自觉。对此，当时审稿人批评我在文章结尾“陷入无话可说的境地”，我思忖良久。二、是样本的选择问题，另一位审稿人指出原始的案例数据在推断平台整体状况上的不可靠。我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决定重新搜集数据。为此，我重新制定了抽样策略，并花费了近两个月重新搜集数据。由此，本文的实证相当于完全重新开始。三、另一个振聋发聩的意见来自于审稿人对平台数据之来源的关键提醒。在本研究的早期阶段，我天真地将平台中的数字青年文化实践，视为“给定之物”，进而是“自然”演化的结果。然而，审稿人对平台背后复杂发展逻辑及动力的提醒，让我对数字痕迹与数字平台的本质产生了更深层的思考，进而将其视作复杂社会-技术过程的产物。

在真正消化了上述观点后，2022-2023年间陈云松、罗家德、陈茁等学者对“计算扎根”策略的倡导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与影响。我模糊中有一种新的方法论意识：“把平台作为田野”。

这一立场与我后来接触的批判性数据研究具有精神上的共鸣，即，研究者总应对平台、算法与数据背后的本体论状况保持反思性：后者是高度动态复杂的社会、技术以及政治经济过程的产物。面对这一复杂性，计算社会学家的目标是创造性地使用他的方法工具箱（质性、量化或计算的），以触及表象背后的深层“真实”。

由此，对作为复杂社会过程之侧显的数据，适用针对性的方法组合，以追溯到数据背后的真实发生的结构、事件与过程，就是我理解中的“计算扎根”。在我的个人体验中，“计算扎根”所面对的困难，并不比现实田野中的停顿、困境与张力要少。尤其考虑到“计算扎根”的“重理论”策略，我逐渐把平台看作数字时代的田野，唯一的差异是，研究者所面对的现象特性与问题领域，所需要的理论自觉及方法储备有所不同。

循着上述思考，我至少三次对重新搜集的数据进行建模尝试。在大量“作废”的计算实验中，模型呈现的结果距离让数据“说出自己的故事”仍有很大距离。断断续续的尝试直到我应用了HDP模型后才收尾。在该模型的帮助下，我第一次真正对“B平台”中文化实践的异质性进行了分析。在查阅主题建模结果时，我看到青年文化空间被分解为了超过200个高度可解释化的趣味（taste）维度。我知道，我终于接近了数据背后的“真实”。

不过，对非结构数据进行相对漂亮的“向量化”并非研究的终结，而是开始。如要呈现B平台的完整变迁，其核心在于揭示在平台化进程中青年文化的结构变迁，这依赖于对各类概览或可视化技术的使用。就这一阶段的研究，2018年的《网络左翼的三重面相：基于个案观察和大数据的探索性研究》与2023年的《计算扎根：定量研究的理论生产方法》这两篇文章为我提供了不少方法论参照，前者在计算与理论的双重支持下进行了扎实而系统的类型学研究；后者则展示了预测模型的社会解释性应用。最后，与另一位国内量化研究前辈的沟通中，我进一步意识到了“过程-事件”思维在分析平台变迁中的潜力。这种思考引导我将“平台动力学”作为重要的考察维度，并必须结合平台历史中的重要事件进行解释。上述考虑，最终汇聚为了本文实证部分的具体安排。

总体而言，比起最初对青年文化社群的兴趣，在文章修改的后期，我认为呈现“平台化”进程中的结构与动态成了更为重要的研究目标，希望我初步做到了。

最终，在又一次“关关难过，关关过”的历程后，本文在去年10月接近了目前版本的内容呈现，至此，我可以大致松口气，算是给手中的材料有了个交代。在最后的修改阶段，本文在编辑部几位老师的建议下，对实证材料进一步凝练，并在对材料的理论化上进行了几轮迭代。从最初以“青年文化研究”为线索，到目前以Savage及其团队的“新兴文化资本”理论为中心，最终版本或更为清晰可读。

此时，回看整个修改过程，竟已逾三年，考虑到这个曲折过程中的学习、思考与交流，我感慨，终于给这个2019年的问题以一个2025年的交代。

三、余论：数字何为？

最后，我还想简要谈谈对平台化的一些思考，作为余论。这是个流变的数字时代。从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塑造了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与国际事务框架后（例如，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数字千年版权法案等），数字化进程席卷世界，重塑了这个行星上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毫无疑问，数字化是一个全球性的政治经济议程。

放眼世界，在数字技术的萌芽年代，人们期盼千禧年的去中心世界，互联网初创企业高呼用技术改变世界；但短短20年时间，以谷歌模式的诞生与增殖为标志，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机器的啮合形成了新的社会装置，我们称之为算法，称之为平台。与早期数字化的解域梦想相比，深度数字化指向全球化及后金融危机时代，新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模态的成形：一个全球数字平面被政治经济因素创造、重塑并调动，形成了欧陆理论家如今忧心忡忡的“数字封建主义”。大型技术公司日益成为国家之外的超地缘力量。

在我的研究样例中，平台化同样折射着深度数字化的进程，但幸运的是，数字中国正寻找其自身的全新路径，并试图为平台社会寻求一种新的栖居方式。如果技术能为社会生活的福祉赋能，而不是成为控制、再现或透明化不平等的幕布，那么我们将创造历史，并迈向中国的“技术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