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由的海豹

近日，《人民日报》署名陈其浩的一篇文章《称呼与风气》，因号召“同志”称呼回归引发了热议。文章强调：“曾几何时，招呼人无须刻意措辞，一声‘同志’便可，听者坦然、舒泰。”并称：“同志”称呼重归主流，他举双手欢迎。

这位陈其浩同志，2013年还在《人民日报》发表过文章《过年不放鞭炮将如何？》，呼吁群众不要放鞭炮。上世纪80年代，陈主要在《新闻战线》发稿，文章大多呼吁提高创作者的稿酬，经过数十年笔耕，终于由新闻战线拔擢至人民战线，从为知识分子发声转变为人民群众发声，成为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

陈老同志80年代作品《恼人的稿费》

客观来说，陈老同志这篇《称呼与风气》，笔力千钧，确有移风易俗的大气度。文章开篇说：

“曾几何时，招呼人无须刻意措辞，一声“同志”便可，听者坦然、舒泰。后来，经济发展、文化多元，称呼也花样百出，“先生”“小姐”“老板”满天飞，开初尚觉新鲜，久之不免腻味，尤其是“小姐”这一称呼，常给人轻薄之感。如今，“小姐”似乎被“美女”取代，后者也逐渐失掉了赞美之意，变成了泛称。”

结尾讲：

“称呼既关乎交往中的礼仪，也关涉社会风气的诚实或轻浮。近年来有不少声音呼吁“同志”称呼重归主流，这也是社会风气重归淳朴的表现，我举双手欢迎。称呼中的真情实感，值得追求、颂扬。”

总而言之，文章极力肯定“同志”称呼的亲切、朴实，批评“先生”“小姐”等称呼的泛滥、庸俗，并将“同志”的回归视为社会风气重归淳朴的表现。

然而，这似乎只是强调了“同志”称呼的形式，而回避了“同志”称呼的内涵。就笔者看来，“同志”并不同于“先生”“小姐”等一般性称呼，它是带有强烈的阶级属性，诞生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一个词汇。

1926年，毛主席曾在《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演讲中说：“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由此可见，在革命的岁月里，“同志”称呼是和“敌人”相对的，它不仅是一种称呼，更是一种识别符号，一种阵营标志。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天南海北，阔别日久，一声“同志”能吸盘般拉近人的距离，50年代小说《红旗谱》中，就曾如此描述贾湘农和江涛两位“同志”的友爱：

他（贾）拿起江涛两只手在火上烤着……他们有一年不见了，今天见了面，心上很觉高兴。流露在他们之间的，不是平常的师生朋友的关系，是同志间的友爱。他几次想把嘴唇亲在江涛的脸上，见江涛的脸颊腼腆地红起来，才犹疑着放开。

“同志间的友爱”，能让嘴唇亲在脸上，可见这是多么热烈的一种情感！

但是，这种“友爱”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如果出身不好，被划了“地富反坏右”的成分，那不要说不是“同志”，是不是“同类”都要打个问号。一言以蔽之，“同志”称呼是带有排他性的。如果是“同志”，那“同学”“同事”“同胞”关系都要靠边站。如果不是“同志”，那“同学”“同事”“同胞”的情谊都要作废，这叫彻底“划清界限”。

正如乔治·奥威尔在小说《一九八四》中说：“人们如今不会有朋友了，只有同志。”

在故事中虚构的大洋国里，官方语言“新话”人为地取消了“朋友”一词，代之以“同志”。但在高压的环境下，人们不可能是亲如一家，同心同德的“同志”，而是一个个担惊受怕，互不信任的原子化个体。朋友远离，夫妻反目，同室操戈的悲剧不断上演，“同志”无限度拉近人们距离的同时，也在无限度疏远人们的距离。

电影《一九八四》剧照

罗大佑歌曲《爱人同志》歌词：“在这批判斗争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要学习保护自己/让我相信你的忠贞/爱人同志。”不要说友情，即使是最高洁的爱情，遇上了同志也要黯然失色，能不能相信爱人，从不是一个问题的问题，变成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总之，《人民日报》呼吁“同志”称呼回归主流，出发点是好的。然而，这一呼吁只看到了“同志”的博爱之意，却忽略了它的单一性。随着经济发展，称呼的多样化本就是一种正常现象，人民群众称呼“美女”“帅哥”“老师”“老板”，不过是反映了时代进步下人们身份的多元，这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也不必大惊小怪。

退一步讲，即使“同志”称呼真的回归，那么谁是“同志”谁不是“同志”？大家都是“同志”，实际意义又有多少？这些问题，文章似乎没有说清楚。

笔者认为，越是风气变化，我们就越应该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因为第一：思想认识如果不符合客观实际，事情就很难办成功。第二：客观实际在不断变化发展，如果把陈规旧章当成解决新问题的法宝，就要闹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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