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部队进攻长沙失利。原5000余人的队伍减员到1500余人，退到浏阳文家市休整。

9月19日晚，部队在里仁学校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会议提出放弃攻打大城市，转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发展。师长余洒度坚持执行中央进攻命令，总指挥卢德铭则支持主席的主张。

会议争论到深夜，最后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第二天在学校操场，主席向官兵解释战略转向的意义：“我们好比小石头，蒋介石是大水缸。但只要我们团结紧，总有一天能打烂这口缸！”

队伍南下行军时遇到伏击，卢德铭为掩护部队在9月23日牺牲。9月29日到达永新三湾村后，部队缩编成一个团，连队建立党支部，士兵委员会推行官兵平等。

9月19日会议前，主席独自到部队驻地商量行军路线。油灯摇曳的营部门口，哨兵杨梅生持枪拦住穿灰布长衫的高瘦男子：“请止步！等我通报后再进。” 这位北伐老兵严格执行哨令。主席平静回应：“我姓毛，找你们营长。”

营长陈浩闻声赶来，哨兵才认出是中央特派员毛委员。杨梅生马上敬礼道歉，主席拍着他肩膀说：“这位同志尽忠职守，是好同志！” 这次相遇改变了杨梅生的人生。

他随部队上井冈山后，因作战勇敢在1928年入党。当部分战士因环境艰苦离队时，他要执行战场纪律时，被主席劝住：“意志不坚定的人，强留下来反而坏事。”

1929年初，杨梅生跟着红四军先头部队向东转移，参与开辟赣南根据地。1933年他升任红军师长，带部队向浙皖方向突击，牵制敌军缓解中央苏区压力。第二年秋长征前，杨梅生突发疟疾无法行动。部队打算把他留在苏区时，主席知道后命令：“抬也要抬着走！” 于是担架队用百块银元请民夫，硬是抬着他开始长征。

抗战爆发后，杨梅生先后在八路军、新四军战斗。1946年解放战争时期，杨梅生调到东北民主联军负责纵队指挥。1948年长春围城战中，他指挥部队切断守军补给线，促使守将郑洞国率部起义。

1949年后，杨梅生负责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工作，主管湘南剿匪。当时湘南山区有数十股土匪武装，人数超过一万。他用“军事清剿配合政治瓦解”的做法，三年里组织战斗380多次，消灭土匪1600余人，俘虏1.2万人，摧毁匪窝67处。

剿匪同时，他配合地方政府搞土地改革。在湘潭老家考察时，他召集乡绅开会：“农民种地却吃不饱，这世道该变变了。” 工作人员把地契发给贫农时，他专门交代：“每张地契都要按红手印，让老乡们心里踏实。”

1927年杨梅生参军离家后，便和母亲失去联系。国民党地方当局把他母亲抓去关押拷打，丢到乱葬岗。侥幸活下来的杨母流落他乡，在湖南、江西等地讨饭维生。

1950年11月的一天，时任四十六军副军长的杨梅生在湘潭易家湾码头检查军需转运。渡船靠岸时，人群中弯腰的白发老妇让他突然停步。

他让警卫员用湘潭话试探：“您老认识薰梅吗？”老人手里的破碗哐当落地：“他是我儿啊！” 这时杨梅生冲到跟前跪地痛哭，才知道母亲因“匪属”身份被国民党关押迫害，释放后流浪二十多年。之后他把母亲接回军区大院，每天早晚问安。1955年授衔中将后，他专门把勋章捧给母亲：“娘，儿子没给杨家丢脸。”

1955年后，杨梅生担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主抓华南沿海防御体系建设，他多次乘渔船实地勘察。有次遇到大风浪，参谋劝他返航，他指着渔民说：“老乡们天天在这片海干活，我们当兵的怕什么？”

授衔中将当天，他正在组织东山岛演习。接到通知连夜回广州，第二天清早又赶回训练场。警卫员记得，将军总把勋章收在箱底：“打仗不是为这块牌子，是为老百姓能安稳种地。”

在母亲住进军区大院后，杨梅生每天起床先到母亲房里问安。1958年春，杨母病重卧床。他推掉工作会议，守在床边喂药。老人临终前抓住儿子衣袖：“梅儿，给娘唱段花鼓戏吧。”

这位湖南将领轻声哼起小时候学的《刘海砍樵》，唱到“胡大姐你是我的妻啰”这句时，母亲含笑离世。下葬那天，他亲手盖上棺木。

1970年，杨梅生因阻止地方青年冲击军事机关被免职。审查期间，他每天在农场仓库默写语录。1977年杨梅生恢复职务时，组织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只提两件事：追认长征路上牺牲的担架队员为烈士，重修湘潭老家被破坏的烈士纪念设施。

1978年初，杨梅生病情加重。清醒时对秘书说：“梦见娘在码头叫我，该回去了。”临终前特别交代：骨灰盒用松木做，要埋在母亲坟边，碑上只刻“红军战士杨梅生”。

4月出殡时，运灵车经过湘江大桥，几十位老农在桥头撒米，这是湖南乡下送赤子远行的古礼。骨灰与母亲合葬时，工作人员发现墓穴里埋着他1955年时的中将肩章。

现在文家市里仁学校里，保存着杨梅生1975年捐的哨兵臂章。褪色的蓝布上绣着白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旁边说明卡写着：“1927年9月19日，戴此臂章者在此执勤。”有少先队员问讲解员：“哨兵后来当将军了吗？”回答是：“他这辈子最看重的称呼，是主席在文家市叫的那声‘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