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平定王机叛乱中的“小桂”位置考辨|小桂|平定|王敦|王机|陶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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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两晋之交，陶侃曾在岭南地区平定王机、杜弘等领导的叛乱。这场叛乱规模虽小，但引出有关“小桂”地理位置的争论。南朝人陶弘景最先提出“小桂”为始兴郡桂阳县的说法，元代胡三省提出“小桂”应为桂林郡桂林县的新看法。此后关于“小桂”的具体所指争论不休，广东、广西的地方志也多将“小桂”定在各自省内。通过还原整理史料，从古时的行军特点和陶侃平叛的战略布局，桂阳、桂林二县的历史沿革多个角度深入探索，笔者认为陶弘景将“小桂”定位为桂阳县的说法更具说服力。

关键词：小桂；桂阳县；桂林县；行军

“王机叛乱”爆发于两晋之交的岭南地区。这场叛乱影响范围较小，因而长期被学界忽略，然而这场叛乱却带来了有关“小桂”位置的讨论。根据《晋书·陶侃传》记载，陶侃在平定王机叛乱时曾于“小桂”俘获王机部将刘沈。陶弘景认为“小桂”为始兴郡的桂阳县(今广东连州市),但元代学者胡三省则认为“小桂”应在桂林郡的桂林县(今广西象州市)。明清时期，有关“小桂”的位置争论愈加复杂，广东、广西的地方志均将“小桂”位置定在各自省内。清代史学家顾祖禹，晚清学者王先谦、胡林翼等也对这一问题给出不同的看法,这导致时至今日“小桂”的地理位置仍未能解决。为探清“小桂”的具体位置，笔者将结合历代正史和地方志，从“小桂”地理位置辩争起源，陶侃平叛的行军过程，桂阳、桂林二县的历史沿革多个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意图实现对“小桂”地理位置的明确考证。

一 “小桂”地理位置之辩争

正如上文所述，“小桂”位置的争论发端于陶侃在岭南地区进行的平叛活动。其史料基本来源于《晋书·陶侃传》。然而由于《晋书》编纂粗疏，关于这次平叛事件的记载，《晋书》本身便有较大矛盾。如《晋书·陶侃传》记载：王机与杜弘等发动叛乱后，刚刚转任广州刺史的陶侃已至始兴。待陶侃进入广州后，王机、杜弘等人曾诈降于陶侃，欲乘其不备杀之，幸被陶侃识破。而后陶侃率兵追破王机、杜弘等叛乱势力，先于“小桂”俘获王机部将刘沈，后派遣部将许高征杀王机，传首京都。最后在始兴俘虏王机另一部将温邵。而《晋书·王机传》则将这场叛乱记载为:陶侃到达广州后先击杀王机部将温邵、刘沈二人，而后王机派遣其下属牙门屈蓝诈降陶侃，欲借此招诱陶侃部属。事泄，陶侃斩杀屈蓝，并派遣下属许高征讨王机，王机兵败，病死于逃亡途中。许高至其坟茔掘棺戮尸，王机的两个儿子也被杀害。因而在探析“小桂”位置前需对现有史料进行整理还原，综合两传记载，笔者认为当时的平叛经过大致如下：陶侃进入广州后，王机派遣其下属屈蓝伪降陶侃，欲分化瓦解陶侃集团。此事被陶侃发觉，他知王机等人诈降，于是诛杀屈蓝，并命人修造发石车于封口防范王机军队的进攻。不久，与王机联合的杜弘率兵到达封口，发现陶侃早有防备，于是仓促撤军。陶侃抓住战机，率兵追击，击败王机、杜弘部队，而后先于“小桂”擒获刘沈，又派许高追杀王机，王机病死于逃亡途中，许高获其尸身斩首，传送京城。而王机的另一部将温邵面对兵败局势已彻底丧胆，最终在始兴被人俘获，由此王机掀起的这场叛乱得以平定。

这场平叛战争后被《资治通鉴》收录，元代胡三省在为之做注时将“小桂”的地理位置定在桂林县，同时也留下陶弘景的看法。到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进一步断定广西象州境内的桂林废县便是“小桂”。笔者认为胡、顾二人有如上看法可能与王机叛乱时的活动轨迹有关。王机曾任成都内史，与原荆州刺史王澄素为友善，曾奉王澄之命参与镇压杜弢领导的荆湘农民战争。而后，王机趁乱入主广州，自篡为广州刺史。史载:“会广州人背刺史郭讷，迎机为刺史，机遂将奴客门生千余人入广州，州部将温邵率众迎机‧‧‧‧‧‧讷又遣机父兄时吏距之，咸倒戈迎机，讷众皆散，乃握节而避机。机遂入城就讷求节‧‧‧‧‧‧机自以篡州。”王机自篡为广州刺史后，时常担心会被当时权臣王敦征讨，于是上表朝廷请任交州刺史，恰在此时原杜弢部将杜弘愿讨桂林贼以向朝廷投降。于是王敦同意转王机为交州刺史。史载：“(王)机自以篡州，惧为王敦所讨，乃更求交州。时杜弢余党杜弘奔临贺，送金数千两与机，求讨桂林贼以自效。机为列上，朝廷许之。王敦以机难制，又欲因机讨梁硕，故以降杜弘之勋转为交州刺史。”于是王机由广州赶赴交州，未至便与梁硕爆发冲突，梁硕自领为交阯太守,又立前交州刺史修则之子修湛行州事。由此王机不得入交州境，便往郁林。途中与平定桂林贼的杜弘相遇，两人共议谋夺交州，于是纠合部将温邵、刘沈一同谋反。史载：“机既为硕所距，遂往郁林。时杜弘大破桂林贼还，遇机于道，机劝弘取交州。弘素有意，乃执机节曰：‘当相与迭持，何可独捉!’机遂以节与之。于是机与弘及温邵、刘沈等并反。”顾祖禹将陶侃俘获刘沈的“小桂”定为桂林废县，可能便与上文王机往郁林这一活动有关。根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桂林废县位于象州东南，汉、晋时地处郁林郡。陶侃进入广州时，王机尚在广州西部，因而史书中会记载其令下属屈蓝还州，诈降于陶侃。而后双方爆发冲突，陶侃一路追击王机等叛乱势力，其追击方向必是沿郁水自东向西一路挺进。由此其必先于郁林郡治所布山县首克王机军,而后到“小桂”追获刘沈。结合历史地理图集可知陶侃沿郁水向西行军,其进入郁林郡后先需攻克布山县方能溯水进攻桂林县。因而从行军方向上讲，顾祖禹将“小桂”定为晋代的桂林县是合理的。但这很难解释王机的另一位部将温邵为何会在始兴被擒获。因为根据历史地图表明，始兴地处岭南东北部，若陶侃于郁林郡覆灭王机叛乱势力，其下属将佐需向东窜逃千里方能到达始兴郡。另外，根据史料可知，陶侃本就是由始兴郡南下进入广州,相较之广州而言，始兴郡可视作陶侃的大本营。王机大部被剿灭后，温邵作为叛将窜逃至始兴郡无异于是自投罗网，因而若将“小桂”定为桂林县，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而若如陶弘景所言将始兴郡的桂阳县定为“小桂”，那么在逻辑上讲温邵于始兴被擒则相对合理。但这种解释又产生新的问题，即《晋书·陶侃传》中已明确记载了陶侃至广州这一史实，何以陶侃平定王机叛乱的主要战场会转至时属湘州的始兴郡？这也可能是胡林翼不赞成上述二人看法的原因，他指出：“小桂，顾氏谓为桂林，陶贞白谓为桂阳，恐皆非。此当在肇庆府界。”可以说，胡林翼的看法为我们探究“小桂”的地理位置提供了新思路，因而笔者接下来将从行军角度分析“小桂”的位置。

二行军视角下的“小桂”地理位置辨析

清末胡林翼针对“小桂”的地理位置给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看法。其看法之产生或与其本人身为清末名将，久经沙场有关。因为如按胡三省、顾祖禹所言“小桂”为桂林县，那么陶侃沿郁水西进可谓是进入绝境。当时与王机联合的杜弘已占有临贺郡。陶侃溯郁水而上需穿越苍梧郡方能到达王机所在的郁林郡，而苍梧郡上游便是被杜弘控制的临贺郡，一旦陶侃率兵西进那杜弘便可沿贺水顺流而下直接占领苍梧切断陶侃退路。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名将陶侃必然知晓此举的风险。其次，若“小桂”是桂林县，从时间角度讲也难以说通。如上文所言，杜弘原为杜弢部将，杜弢领导的荆湘农民战争于建兴三年(315)八月失败，杜弘也于同年投降晋朝。史载杜弘在与王机联合叛乱失败后向时任零陵太守尹奉投降，后又被送给王敦为部将，渐成王敦心腹。史载：“陶侃距(杜)弘不得进，(杜弘)乃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与敦，敦以为将，遂见宠待。”而后王敦升任征南大将军，根据《晋书》记载王敦任征南大将军时为建武初，此时司马睿尚未称帝。由此可推出杜弘成为王敦下属的时间应在建武之前，即建兴年间。而晋愍帝的建兴年号终于建兴五年三月。由此可知杜弘由杜弢部将转为王敦下属的时间间隔不超过一年七个月。这段时间内杜弘先带兵平定桂林贼，又纠合王机等合谋叛乱，又遭陶侃征伐兵败，又投降尹奉并被转送至王敦处，成为其亲密下属。短短不足二年的时间内其要经历如此多的事件未免显得过于仓促。而若考虑到陶侃平叛所需的行军时间，则进一步让人感到时间上的紧迫。汉代行军轻步兵日行50里，重步兵日行30里。到三国时期，步兵每日的行军里程也尚未突破50里。以司马懿征辽东为例，由洛阳至辽东单程4000余里，按照轻行和重行的平均每天40里这个数据进行计算，行军时间为“往百日，还百日”。假设陶侃征王机的行军速度与司马懿军队一致，其由广州出发到达桂林县最快行军也需37天，而温邵由桂林县窜逃至始兴的时间最快也在43天以上。也就是说若将桂林县定为“小桂”，那么在陶侃平定王机叛乱过程中，双方仅在行军活动上最少也要花费近3个月的时间。因此将桂林县定为“小桂”在时间上很不合理。这也可能是胡林翼不赞成顾说的原因。

至于胡林翼之“小桂”说，则为我们探究该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按胡说所言“小桂”应在清时肇庆府某处，虽尚未有确凿证据，但结合陶侃平叛史实可以发现陶王两军交战之前，陶侃曾命人修造发石车并于封口防备叛军来犯。而封口可能便是封溪水口之简称。《水经注》载：

贺水又西南流至临贺郡东，右注临水。郡对二水之交会，故郡县取名焉。临水又西南流迳郡南，又西南迳封阳县东，为封溪水。故《地理志》曰：县有封水。又西南流入广信县，南流注于郁水，谓之封溪水口者也。

《汉书补注》中也有载：“临水即封水。自封阳来。西南流入广信县。南流注于郁。谓之封溪水口。”又按《封川县志》记载南朝梁时曾于封川县北十里的贺江口上修建成州古城。而若按封口即为封溪水口判断，那么王机叛军的进犯路径可能不是沿郁水顺流而下，而是由临贺郡出发沿贺水南下，直抵贺水注郁水之贺江口(即封溪水口)。而这也符合杜弘当时占据临贺郡的客观史实。此外，根据史书记载当时率兵来犯的不是叛乱首领王机，而是与之联合的杜弘，这进一步加强了叛军由临贺郡出发沿贺水南下的可能。史载：“(杜)弘遣使伪降。(陶)侃知其诈，先于封口起发石车。俄而弘率轻兵而至，知(陶)侃有备，乃退。”由此可以推知，陶侃追击叛军的行军方向不是沿郁水向西，而是溯贺水北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陶侃在“小桂”俘获刘沈之前，曾先击破了一次叛军。史载：“(陶)侃追击破之，执刘沈于小桂。”而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晋时陶侃曾于临贺郡的萌渚岭击败过杜弢：

平乐府贺县东北二百里者曰萌渚岭，与湖广永州府道州江华县接界，盘峙百余里。其水道皆南北分流。亦曰萌渚峤，亦曰临贺岭，亦曰白芒岭，亦曰桂岭。《广州记》：“五岭，一曰临贺。”《丹铅录》“萌渚之峤在临贺”，即此矣。晋建兴初荆州刺史陶侃击杜弢于此。

然而现存史料中未有杜弢曾到过临贺郡的记载，如《晋书·杜弢传》记载其“南破零陵，东侵武昌，害长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鉴、邵陵太守郑融等”。又如《晋书·孝愍帝纪》载：

(建兴元年)秋八月‧‧‧‧‧‧杜弢寇武昌，焚烧城邑。弢别将王真袭沌阳，荆州刺史周奔于建康‧‧‧‧‧‧(建兴元年)冬十月，荆州刺史陶侃讨杜弢党杜曾于石城，为曾所败‧‧‧‧‧‧(建兴二年)三月杜弢别帅王真袭荆州刺史陶侃于林鄣，侃奔滠中‧‧‧‧‧‧(建兴)三年二月，荆州刺史陶侃破王真于巴陵。杜弢别将杜弘、张彦与临川内史谢摛战于海昏，摛败绩，死之。

直至杜弢义军被镇压的建兴三年，其主战场仍在长江流域尚未到达临贺郡所在的岭南地区。因而笔者认为在萌渚岭被陶侃击败的部队应为杜弘军而非杜弢军。

又据上文可知，萌渚岭又称桂岭。考桂岭之地望，据《元和郡县图志》可知，其地处贺州桂岭县辖地，桂岭县因此岭为名。而贺州东与连州(即桂阳县)毗邻，两地相距不过270里。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初年，岳飞追讨曹成时也是先于贺州萌渚岭之蓬头岭将其击败，后迫使其向东逃至连州。可见萌渚岭与桂阳交通之便达。由此进一步可证刘沈被俘之“小桂”为桂阳县更为合理。这也解释了上文提到的陶侃平王机叛乱过程中，为何其平叛战场会由广州地境转移到湘州管辖的临贺郡、始兴郡地界。这又从距离上使得温邵于始兴被俘得以说通。由此可知，“小桂”的地理位置定在始兴郡的桂阳县更为合理。至于陶侃平叛的整个过程便是，先于封溪水口防备王机、杜弘等来犯之敌，然后沿封溪水(贺水)而上追击叛军，先于萌渚岭(桂岭)击破叛军，后追敌于桂阳县(“小桂”)俘虏叛军骨干刘沈，最后于始兴将慌不择路的叛将温邵捕获。此外，桂阳、桂林二县的历史沿革也有助于确定“小桂”的地理位置。

三晋时“小桂”为桂阳县专称

正如上文所言，“小桂”作地名最早见于陶侃平定的王机叛乱。胡三省在为这场叛乱做注时首次提出了“小桂”为桂林县之说法。考桂林县之所属可以发现，两汉时其属郁林郡管辖。三国时，吴主孙皓于凤凰三年(274)分郁林郡置桂林郡。然到晋代唯见桂林郡，未见桂林县。另据《宋书·州郡志》载：“桂林太守，本县名，属郁林。吴孙晧凤皇三年，分郁林，治武熙县，不知何时徙。”其所领七县也未有桂林县。至《南齐书》时，桂林县复见，然此桂林县属晋兴郡，晋兴郡之地望在汉时为郁林郡领方县辖地，非汉时桂林县辖地。而南齐桂林郡所辖之十三县中也未见桂林县。直至隋大业初年，桂林县才在原汉时地界上复现。就现有资料看，桂林县隶属桂林郡的记载仅见于《广西郡邑图》，其中云：“吴析中溜置桂林县，晋因之。”但《晋书》桂林郡下未见有中溜县，因而王象之也认为晋时桂林郡于八县之外，又设桂林县，断无凭据。与之相反的是，桂阳县虽转属多郡，但“桂阳”县名存续如一。又因陶侃平王机叛乱发生于两晋之交，此时唯有桂阳县而无桂林县，因而笔者可以断定陶侃平王机叛乱中出现的“小桂”当为桂阳县。

结语

综上所述，王机叛乱的影响范围虽小，但在这场平叛战争中出现的“小桂”却为后来的史籍编纂和史学研究带来较大的困扰。自元代起有关“小桂”具体地望的争论便持续不断。笔者通过整理还原了这场平叛战争，对陶弘景、胡三省等人关于“小桂”位置进行探析，发现陶、胡等人的说法皆存在矛盾，后又从清人胡林翼的观点出发，发现胡三省、顾祖禹的说法在行军方面难以说通。与之相反的是，陶弘景的看法却与古代行军速度和平叛史料记载较为契合。因而笔者认为，陶侃平定王机叛乱的大致情形应该是:其部队先于封溪水口以发石车迎击叛乱，叛军知其有备后退走，陶侃于是发兵沿封溪水北上追击。先于桂岭一破叛军;然后向东继续进兵至连州，即“小桂”，俘虏王机部将刘沈;后在更东边的始兴县抓获叛军的最后一位骨干温邵。最后，通过对桂阳、桂林二县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发现桂阳县名延续如一，而桂林县名却于晋代戛然而止，由此推断晋时“小桂”作地名应为桂阳县之专称。综合以上论述也可以断定，陶侃平叛过程中出现的“小桂”所指应是始兴郡的桂阳县(今连州市)。陶弘景关于“小桂”地理位置的看法更为可信。

作者：赵昱超

来源：《中国地方志》2025年第2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耿曈

校对：郑雨晴

审订：汪依婷

责编：贺雨婷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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