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书记，粥里要不要添勺白糖？”——1974年11月的一间简陋食堂里，年轻服务员探头问道。她抬眼笑了笑，“小米粥原味最好，把糖省下来买两棵苹果苗。”这句半玩笑的话，后来竟成了省城干部茶余饭后的谈资：一个主管全省农业的省委副书记，把省下的糖钱换成树苗。

她叫吕玉兰，1940年6月生于河北临西东留善固村，家中五口，靠着两亩薄地糊口。1955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攻坚阶段，15岁的她在县里大会上听到“劳动模范徐建春”三个字，热血上涌，当即扭头回村。父亲不解，“娃，书都念到高小了，咋又想回地里？”她一抹汗，倔强回答：“俺认准了，农业要想强，也得有文化人。”

为了证明自己能吃苦，她跟着父亲下地拉犁，没走两趟便浑身酸痛；午后歇气时，她撑着锄把仍说：“苦点没啥，咱得把沙窝地翻过来。”这一股子狠劲，让村里老人直摇头，却也将她推上了东留善固第一个互助组副社长的位置。短短三年，她带着妇女队深翻沙荒、挖渠造林，栽下十一万株泡桐，在北风口拉出一条四公里防护林带。临西人第一次见到连片绿色时，有人感叹：“闺女把黄沙拴住喽。”

1960年春，小麦刚返青，吕玉兰被推举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年仅二十岁。那年大旱，渠水断流，她领着社员抬着柴油机，硬是把深井打到十五米，保住了两千多亩苗。有人背后嘀咕：“一个姑娘家，抡大锤像要命。”她笑道：“麦苗要命，俺就得拼命。”也是在那一年，她立下“先干活、后成家”的誓言，拒绝了三门亲事。

1966年，她首次进京参加国庆观礼，人民大会堂的水晶灯让她惊叹，可散会出来仍惦记河北的冬小麦。她在招待所的记录本上写道：“好田好地胜过水晶灯，灯再亮，照不出粮食。”记录本今天仍收藏在河北档案馆，扉页已被翻得起毛。

1969年，29岁的吕玉兰当选中共九大中央委员。消息传回老家，乡亲们惊得合不拢嘴：“咱村那闺女当中央委员啦！”可她回村时仍穿灰布褂子，脚踩千层底，带来中央农办的资料，逐行念给乡亲听：“地膜覆盖、秸秆还田，这些都是窍门，得赶紧试。”当晚的油灯下，她和乡亲画示意图到深夜，第二天天没亮就下田实验。

1974年，她按照中央安排调入河北省委分管农业。初到省城，组织部想给她配车，理由是“省委领导跑农村太辛苦”。她摆摆手：“能借辆二八大杠就行。”于是，在石家庄东风路上常能见到一位挂着挎包、蹬旧自行车的女副书记，衬得街边小学生都侧目。

同年秋，经新华社记者张彬彬牵线，她结识了农家出身的记者江山。两人初见只聊了三件事：土地、灌溉、书法。一个月后，简朴婚礼在省委二号会议室举行。没有大摆筵席，只煮了三锅面条，江山默念一句：“粗茶淡饭也甜。”婚后，夫妻俩月工资合计76元，要抚养两个孩子、两位老人、还得贴补江山在读大学的妹妹。省城不少干部劝他们“改善一下生活”，吕玉兰摆手：“俺小时穷怕了，可别让孩子怕没树可乘凉。”结果，他们把大部分余钱买成树苗，分送各地县社试种。

1981年3月，省委决定她下派任正定县委副书记。那天，她身着粗布褂子进县委大院，门岗误以为来办事的村妇，直至她递上组织调令才知道是新领导。正定县机动车稀少，办公室想专配吉普，她一句“县里就仨车，留给跑急诊”作罢。一辆旧二八成了她跑基层的“专座”，一年里骑行超七千公里。有人打趣：“吕书记车胎补丁比路标都熟。”那段日子，她帮正定办起优质瘦肉型猪场，又推动杂交玉米扩种一万亩，为此三次在田头露宿，只因第二天要观察出苗率。

任省委副书记十年间，她主持制定河北“三北”防护林二期任务，总里程跨越长城内外；她还主导“井渠并举”工程，为缺水的冀中平原打下八千余眼机井。文件批下来，她经常蹲在工地看打井队干活，一坐就是半天。工人问她累不累，她回一句：“耳朵听见井喷水，心里就松快。”

2002年退休后，她回石家庄老旧家属院，院里孩子们喊她“玉奶奶”。有谁家自行车链条掉了，她蹲下三两下装回去；谁家缺书，她翻出珍藏三十年的《河北土壤详查资料》送过去。院里老人曾统计，七年里她给邻居修过34次水龙头，缝补衣服不计其数。

2009年4月21日凌晨1时15分，石家庄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重症室灯光暗淡。因脑血栓引发并发症抢救无效，吕玉兰静静离世，享年69岁。临终前，她叮嘱女儿：“别摆花圈，把钱留给村里买树苗。”遵嘱，没有花圃，没有仪仗，骨灰盒前只有一束槐花，是她最爱的农田树香。

有人统计，她在职期间个人存款不足千元，却促成河北百万亩造林；家中连台收音机都没有，却给农民办起十几家乡村广播站。朋友问她图什么，她笑道：“人哪，用不着太多东西，能睡安稳觉就行。”这句看似朴素的话，其实是一位扎根黄土地半个世纪的共产党人，对“富”与“贫”最真切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