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介入型的公共知识分子，萨特的声名远扬并一度成为青年们的偶像。但他可是一位跨界的全才，1964年萨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却特立独行，拒绝领奖，因为他才不想被评委会“体制化”了。同为哲学家又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还有英国哲人罗素，1920到1921年罗素就曾来访过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萨特也应邀同他的伴侣西蒙娜·德·波伏娃访问过中国，波伏娃就是那位女性主义的创始人。萨特被认为是进入新中国的“第一位西方著名左派思想家”，当时的他激动地写道：在中国的“每一天，每看一眼，必定要同时看到古老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

萨特与波伏娃，这对最知名的知识分子伉俪，他们通过恋爱，获得自由了吗？从传记就可以看到，他们也曾共同对未来的人生迷惑过。波伏娃记录了大概是1935年的一天：“我们坐在海鸥咖啡厅的游廊下，长久地为我们单调平淡的前途而叹息。我们的生活相互依存，我们的友谊永远不会改变，我们的职业已经划定，世界继续它的进程……可是我们再也不会遇到什么新鲜事了！”有意思，这对著名伴侣居然在事业起步阶段也如此迷惘过，而不断获得生活的新鲜感，也正是存在主义的一种持续自我创造。波伏娃居然把与萨特的关系视为友谊，那时的她刚刚结识一位颇具魅力的俄罗斯女孩，还邀请这位同伴与萨特一起断断续续地共同生活。

萨特与波伏娃的不即不离的男女关系，哪怕是在今天都令人觉得前卫。他们都极力反对一夫一妻制。波伏娃更是向萨特坦言她更喜欢同性情感。于是，这两位哲人兼作家心有灵犀地达成一份著名的《爱情契约》：第一，他们在既不联姻也不生育后代前提下，必须竭力维持“必然的爱情”，同时可以体验“偶然的激情”；第二，可以短暂分离但不能长久分居；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任何条件之下，都要保证在生活、感情和性欲方面享有“充分的自由”。这就是萨特的存在主义与波伏娃的女性主义得以结合之后，影响了整整一代法国人的自由宣言。

今天我们只聚焦萨特这位存在主义大师，他一辈子笔耕不辍，但是存在哲学上的代表之作就是《存在与虚无》，该书标志着二十世纪法国存在主义的开启，为人类的自由提供了如此深刻而又相当普及的辩护。这本书绝对是哲学史上最畅销的著作之一，尽管1970年代存在主义迅速落潮了，但是其后续的影响却绵延不绝。2025年3月我与获得奥斯卡奖的叶锦添就电影《封神》三部曲的整体设计，进行了两次公开对谈，他就承认自己就是一位存在主义者，自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存在主义便获得了不少拥趸的青睐，那时文艺青年对萨特的存在主义简直趋之若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