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17日凌晨5点，昆明军区大院42号楼传出枪声。开国中将、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连中三枪倒下，子弹分别打在颈部、肩胛和心脏附近，血染透了单衣。他的妻子王里岩头部和胸部被子弹击中要害，当场身亡。住在隔壁的小姨子王文莹听到动静出门，借着微弱晨光看到一个穿军装的高胖男人跟着谭甫仁，但光线太暗，只能估计这人三四十岁。

军区干部马上把伤者送进医院，谭甫仁因心脏被打穿，中午12点抢救无效去世。总理在接到紧急报告后，立刻下达三条命令：全力救治伤员、封锁昆明全城、重点查军区内部人员。代号“017”的专案组很快成立，由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周兴负责。军区大院和昆明主要道路全部封锁，但最初调查只靠模糊的目击描述，案子卡住了。

案发第九天有了新发现。军区保卫部清点枪支时，发现保险柜里少了两支五九式手枪和20发子弹。门窗没被撬过，暗锁也完好，明显是内部人干的。随后保卫部秘书袁孔祥被带走审查，原保卫部部长在学习班自尽。这些情况印证了上级“问题在内部”的判断，专案组随后把调查重心转到保卫系统。

经过数天调查，这件大案的突破口来自一个13岁的少年马苏红。马苏红报告，案发当天清早，一个“高胖军官”赖敲他家门问路，是去找陈汉中科长的住处。十天后，马苏红和玩伴王冬昆玩耍时，突然想起那人就是王冬昆的父亲，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专案组立刻调出王自正档案：44岁，因历史问题关过西坝俘管所。办案人员带马苏红两次秘密认人，少年看照片和俘管所人群都能准确指出王自正。

证据链很快完整：王自正管枪械库，知道保险柜密码；日记里写着“杀谭甫仁影响大，能解恨”；案发前多次利用俘管所警卫换岗的5分钟空档溜出去，还和妻子通信谋划。12月30日深夜，专案组到俘管所取指纹，王自正假装系鞋带，突然从被子里掏枪打伤三人，随后逃到墙角开枪自杀。经过技术部门检验，凶器就是保卫部丢失的手枪。

王自正原名王志政，河南内黄富农家庭出身。1947年国民党占他老家时，他加入地方武装组织，为了被镇压的亲戚，他枪杀当地武委会主任。国民党败退后，他改名混进解放军，因表现积极升到昆明军区保卫科副科长。1970年4月，内黄群众举报他的历史问题，谭甫仁随后主持军区会议决定对他关押审查。

关押期间，王自正心理越来越扭曲。他在日记里列报复名单，开始想杀军区副司令员，后来改成谭甫仁，觉得“他影响更大”。审查半年间，他摸清俘管所警卫换岗规律，多次翻窗出去踩点。案发前一晚，他偷了手枪溜进军区大院，踩着食堂条凳翻过东墙，又踏破椅子爬窗进谭家二楼。

谭甫仁1910年生于广东仁化县，16岁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加入南昌起义后和大部队走散，进入国民党军第27师，因“士兵联保”制度没法脱身。第二年打仗被俘，因为在红军俘虏营唱《国际歌》被朱云卿团长认出，重回革命队伍。

长征时他当陕甘支队政治处主任；抗战时期带兵参加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指挥四野部队从东北打到广东万山群岛。1955年授中将军衔时，他是武汉军区副政委。1970年调到昆明军区任政委，负责西南防务。这位百战将军没死在战场，却在和平年代倒在自己人枪下。

案发当晚，谭甫仁住处本有五名警卫，但三人参加部队野营拉练。剩下两人中：18岁的新兵听见枪声后躲进厕所，事后自己说“腿抖得像筛糠”；另一个老兵正和55岁保姆私会，以为敲门是事情败露，缩在床上不敢出声。

谭甫仁中枪后跑到警卫房前砸门求救，见没人回应。王自正追过来，在十米外连开三枪。总理知道是警卫失职后严厉斥责：这是建国以来最差的警卫员！事后调查还发现严重问题：俘管所换岗有5分钟空档，王自正多次利用这个漏洞溜走；军区枪械管理松懈，保险柜密码很久没换；首长警卫选拔不严，新兵没经过实战考验就上岗。

王自正死后，专案组加紧核对物证。技术人员在案发现场找到的弹壳，和保卫部丢的五九式手枪完全吻合，枪把上的指纹也和王自正档案一致。更重要的是，调查人员在他俘管所床铺下发现作案路线图，上面画了从西坝到军区大院的四条备用路线，其中一条正是案发当天他翻食堂条凳的路线。

少年马苏红的证词得到进一步证实：专案组在42号楼东墙外找到带泥鞋印，鞋码和王自正军靴一样。他妻子刘氏接受问询时承认，12月16日深夜收到丈夫从窗外扔进的纸条，写着明天动手四个字。这些证据形成完整链条，1971年1月5日，军委正式通报确定王自正是凶手。

案子暴露的警卫问题震动全军。整顿工作全面展开，1971年3月，中央警卫局工作组进驻昆明军区，俘管所撤换所有警卫班，实行双岗重叠换防，军区枪械库增加两道密码锁，保管员改成三人轮班，首长警卫员选拔标准提高到五年军龄、立过三次功。

两名失职警卫受到惩处：躲厕所的新兵被开除军籍送回老家；和保姆私会的老兵按“战时渎职罪”判七年徒刑。总理在军委会议上强调：“高级干部的安保不能讲人情，必须选打过仗的老兵”。

1971年1月10日谭甫仁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骨灰盒上放着褪色的1932年鄂豫皖苏区党证。这位打了四十三年仗的老将，遗物里最珍贵的是一本战地日记，第一页写着1928年朱云卿团长对他的提醒：“革命者既要防明枪，更要防暗箭”。

他儿子谭一兵后来回忆：“父亲遇害前三天，刚向中央提交加强西南边防的建议”。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他提出的边境防御方案被重新采用。原昆明军区至今保存他用过的军用地图箱，箱盖内侧刻着:军人当死于边野，何须马革裹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