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眼瞅着就要入冬了，南京警方收了一张大网，网住个不起眼的老头。
这人什么来头？
他是国民党调查统计局早期的台柱子，通缉令上销声匿迹的“混世魔王”，卷宗里白纸黑字写着，十二条人命——全是共产党——都记在他账上。
抓人的时候特有画面感。
秦淮河边有个透风的旧阁楼，老刑警周志明冲进去时，这老头正守着个火盆烧纸。
人被按住了也不挣扎，就是抬起那张长满老年斑的脸，眼神死寂死寂的，看得人后背直冒凉气。
可到了局里的审讯室，这戏码演着演着就不对了。
负责审讯的小林年轻气盛，拍着桌子让他老实交代。
这个叫鲍君甫的老头，耷拉着眼皮就回了一句：“这话你们别问我，去问陈赓将军。”
小林听完差点气乐了。
一个满手鲜血的中统特务，死到临头想拽着开国大将当挡箭牌？
谁也没想到，三天后，北京那头真来了封急件，把所有人的嘴都堵上了。
陈赓将军亲笔作证：此人代号“南山”，本名杨登瀛，那是咱们中央特科插在敌人心尖尖上的一把刀。
从“杀人魔头”变成“特科功臣”，这反转太猛，一般人脑子还真转不过来。
想把这事儿捋顺了，咱们得把日历往前翻，翻到1928年。
那会儿国民党正到处抓人，“清党”搞得腥风血雨。
中统的前身——中组部调查科刚搭起台子，缺人缺得厉害。
当家人陈立夫把算盘打到了鲍君甫头上。
陈立夫这人眼光毒：鲍君甫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跟三井洋行那帮日本财阀那是铁瓷；回国后在上海滩混得如鱼得水，黑白两道谁都给他几分面子。
搞情报的，最缺的就是这种人脉。
陈立夫没端架子，亲自登门请人，许诺的高官厚禄那是张口就来。
这时候，摆在鲍君甫跟前的路其实就两遭。
头一条，不伺候。
第二条，答应他。
但这等于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一旦露了馅，那是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
结果鲍君甫走了个野路子——他扭头去找了周恩来。
那时候形势严峻得很，国民党的特务网越织越密，上海地下党的日子那是相当难过。
要能在敌人的特务大本营里安个“窃听器”，这买卖太划算了。
周恩来当机立断：去！
借着陈立夫的梯子，爬进去。
于是，上海滩出了个天大的笑话，也是个绝妙的布局：专门抓共产党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居然是共产党的人。
但这事儿有个要命的坎儿：信任。
陈立夫精明，蒋介石多疑。
你领着国民党的饷银，坐着高位，手上不沾点血，不抓几个“共党”，谁信你是自己人？
这就是卧底最纠结的地方：不干坏事就得暴露，干了坏事就是叛徒。
鲍君甫这招儿，那是真正在刀尖上跳舞。
老档案里说他“枪决”了十二名地下党员，这也是后来通缉他的铁证。
但这十二个人，其实全是该死的重刑犯。
鲍君甫利用手里的权，玩了一手“偷梁换柱”。
上头催业绩催得紧了，他就从牢里提几个杀人放火的死囚，说是抓到的地下党，拉出去毙了。
就在这些假“战果”的幌子底下，真正的活儿干得神不知鬼觉。
1927年形势最紧那会儿，他在自家阁楼上藏了陈养山（后来当了司法部副部长）足足三个月。
到了1930年那个大雨滂沱的晚上，顾顺章在武汉反水。
这消息要是传到南京，上海的党中央机关那就是灭顶之灾。
那是真正的生死时速。
作为中统高层，鲍君甫头一个截到了电报。
咋办？
要是按规矩找下线一层层报上去，黄花菜都凉了。
他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就在那个雨夜直接启动了紧急联络，把信儿递到了周恩来手里。
后来听人说，那天晚上的雨，下得跟往下倒水似的。
多亏了这个信儿，特务们动手前一刻，周恩来带着中央机关撤了个干干净净。
等陈立夫的人气势汹汹扑过去，屋里连个人影都没有。
这就是“灯下黑”玩到了极致。
国民党打破脑袋也想不到，他们精心打造的情报网，最灵通的那个环节，通的是延安。
这里头还有个挺有意思的事儿。
这名字是他留学时候改的。
早在1919年，他在日本就不安分。
看着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新闻，他气得把酒杯都在青石板上摔得粉碎；孙中山喊一嗓子“救国要靠新青年”，他连大学教员的优厚待遇都不要了，卷铺盖就回国。
好多人以为当间谍全靠演戏。
其实不是。
真正的顶级卧底，靠的是一种看起来分裂、实际上统一的劲儿：在敌人堆里，他是最懂规矩的“老油条”；在心底最深处，他守着一条死都不能碰的线。
在上海滩，他长袖善舞，跟青帮大佬拜把子，跟日本人推杯换盏，跟国民党高官称兄道弟。
他们全都看走了眼：这人的圆滑那是皮，骨头可是硬邦邦的。
1951年那个大清早，冤案平反。
赵铁民亲手给老人披上了大衣。
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中统魔王”，这一刻变回了咱们的“特工南山”。
那天傍晚，公安局食堂里那一幕，看哭了不少人。
做饭的大师傅老李端来一碗阳春面。
这老李当年也是个地下交通员，寒冬腊月摆摊卖面当眼线。
他一眼就认出了眼前这个干瘦的老头。
1946年冬至那个晚上，就是这个人在摊上吃面的时候，把军统要大搜捕的条子，悄没声地塞到了面碗底下。
“老李啊，”此时已经叫回本名杨登瀛的老人吹了吹热气，“你这手艺没变，盐还是放多了。”
两个头发花白的老头互相瞅了一眼，都笑了。
这一笑里头，藏着二十年的刀光剑影，藏着无数次在悬崖边上走的惊心动魄。
回头再看杨登瀛这一辈子，他其实一直在做一道难得要命的选择题。
当个“双面人”，稍微动点歪心思，两头通吃那是轻而易举，或者看哪边势大就往哪边倒。
但他愣是没这么干。
国民党势头最猛的时候，他帮了共产党；等到自己被当成汉奸特务追得到处跑的时候，他一声不吭，硬是挺到组织上来找他。
这不光是脑子好使，更是心里有定力。
那个年月，像他这样的人不少。
他们连个名字都留不下，只有个代号；不穿军装，却在最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把最难打的仗给打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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