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洽卿是宁波人，小时候在宁波乡下读了几年私塾，家境艰苦，加上时值清军与太平军连年征战，小小的虞洽卿只读了几年私塾，就被迫辍学了。15岁时，他跟随族人，来到上海的一家颜料铺当学徒。后来，迅速发迹，成为著名的商人。在上海码头，虞洽卿还有一个更亲切的称呼，叫阿德叔。因为他的乳名叫阿德，人们为了表达对他的熟悉和敬重，都叫他阿德叔。话说，见到蒋介石后，虞洽卿没有多说，直接挑明他这次来，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你们现在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农工站起来了，我们这些商人怎么办？

蒋介石回复，他承诺要保护工商，促进实业，是他一定会做的。虞洽卿马上听懂了，蒋介石是站在自己这边的。于是他又问了第二个问题，你们提出来要打倒列强，列强就是洋人。我们这些商人跟洋人都有生意往来，我们以后怎么办？蒋介石回答说，打倒列强的口号需要高唱，但是真正实行需要谨慎。请你转告租界当局，只要你们不阻碍我北伐，我一定与他们和平相处。

从虞洽卿的这两个问题，就能看出他作为商人，关心自己利益的务实精明，但也能看出他在思想和立场上的局限，这也是他在后世颇受争议的原因。不管怎么说，当时虞洽卿是吃了定心丸的，他赶忙又问，“你什么时候到上海？需要我做什么？”蒋介石明确地说：“不日即可抵达上海，请告诉黄先生、杜先生，帮忙维持秩序。”

蒋介石口中的黄先生即黄金荣，杜先生即杜月笙，上海青帮头目，与张啸林并称“上海三大亨” 。此时的虞洽卿已经60岁了，蒋介石只有40岁。他们身份不同，年龄不同，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产生了特别的交集。他们在九江的这次会见，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走向。此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内斗不休。虞洽卿与蒋介石会面之际，盘踞东南五省的孙传芳部军阀被国民革命军打得节节败退。一旦孙传芳被彻底打败，国民革命军就会继续前进，赢得全国的统一，建立新的政府。

虞洽卿了解这一点，所以他在这个关键的历史关口做了一次重要的抉择。也是咱们今天提到的第一个，虞洽卿人生的重大抉择，就是他选择支持蒋介石。书中说，“民国期间，所有的民营企业中的企业家里，跟政治家关系处理得最好的应该就是虞洽卿，特别是跟蒋介石的交往，对蒋介石的资助，让他名利双收。”对虞洽卿而言，这还不是他这一生中做出的第一次关键选择。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关键选择，是在14岁时离开老家宁波，来到上海。年少的他想出人头地，想挣大钱。

到上海后，他一边当学徒，一边学外语。和当时的很多年轻人不一样，他不满足于简单的工作，在洋行打工时，他意识到英语非常重要，于是努力地学习英语。要知道，在他努学英语的时候，全国四亿人口中，识字的也不过三百万人，懂英语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而开埠不久的上海，又急需外语人才。在这个时候，外语不仅仅是一门语言，它还是做生意的通关密码。一个赤手空拳的人想逆袭，能够抓住关键的资源，就必须懂英语。

虞洽卿读过几年私塾，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做事机灵认真，在商界慢慢就施展开来。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的职位一步步高升，三十多岁就成为上海荷兰银行的买办。这里的买办，就是帮助外资企业在华做生意的中间人。后来，他又成为上海荷兰银行的总经理，这是当时华人买办的最高职位。同时，他也有了自己的生意，比如创办了四明银行，轮船公司。尤其轮船公司，成为他一生坚守的事业。虞洽卿就这么一步步成为上海码头上举足轻重的商人领袖。

成为商界领袖之后，他与年轻的蒋介石有了交集。当时蒋介石在上海追随孙中山的干将陈其美。1916年陈其美被暗杀。陈其美意外死亡后，蒋介石没了着落，参与了一些商业活动，也不太成功，还欠了债。落魄、被追债的蒋介石找到虞洽卿。虞洽卿收留了他，还让他做交易所的经纪人。

蒋介石不满足只做生意上的事，提出要投到黄金荣门下。于是虞洽卿带着蒋介石见了黄金荣。蒋介石向黄金荣投了拜帖，成了黄金荣的门生。据说黄金荣曾经问过虞洽卿，蒋这人怎么样？虞洽卿表示，这个人有大志，一定能成大气候。于是黄金荣还特意将传统烦琐的拜师的仪式进行简化，收了蒋介石这个门徒。说到这儿，你可能好奇，为什么虞洽卿就能料定蒋介石日后会青云直上呢？这个人的识人能力有这么强吗？我个人的观点是，他也不确定，但是用书中的话说，“虞洽卿这个人，遵奉的信条是，多个朋友多条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无论政界、军界、商界，今天你上我下，明天我上他下，对那些下台的政客，没有军队的将军，破了产的商人，只要他们找上门来，虞洽卿大都能以礼相待。后来成为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他大都与之交往过。”

而且，他跟蒋介石是老乡，都是宁波人，而且老家相隔不远，不仅有老乡情谊，而且那个时候他们说的都是宁波官话，那自然交流起来就比较顺畅。还有，蒋介石是追随陈其美的，俩人都在日本读书，陈其美更是孙中山临时政府的关键人物，可见蒋介石的潜力不容小觑。所以虞洽卿综合判断，觉得这个人是很有可能发展起来的。不久之后蒋介石决定去广州，进一步投到孙中山的队伍里去。虞洽卿和黄金荣给了他一笔钱，作为盘缠。到广州之后，蒋介石得到赏识，短短数年之间，就成为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1927年与蒋介石在九江会面之后，由于蒋给他的回复，加上虞洽卿跟蒋的这层关系，虞洽卿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这边，这是他在几十年的商海浮沉中，处理政商关系时做出的最重要的选择。在此之前，各种政治势力在争夺领导权的过程中，都争取过他。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孙传芳这样的军阀都曾经争取过他。虞洽卿的态度，多数时候都是示好、不拒绝，但也不建立密切的关系。

站队蒋介石之后，虞洽卿选择了与此前不同的方式，不仅和曾经接触过的政治势力决绝地分开了，还多次以筹款的方式支持蒋介石。怎么筹款呢？主要就是蒋介石政府发行各种各样的债券，然后虞洽卿不断地组织上海商界的人士去购买债券。实际上是用这样的方式把钱借给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帮助蒋政府站稳脚跟。

获得资金支持的蒋介石自然要投桃报李，对上海工商界给予明确的保护和支持。由于跟蒋介石有这样的特殊关系，1927年之后，当他的生意遇到困难，商业上的利益遭受损失，他的船只、货物因为一些原因被扣押，或者他的生意需要蒋介石政府帮他背书、处理时，他找蒋帮忙，每次都会得到蒋介石的快速回应。在上海工商界，虞洽卿也拥有了两个全新的角色身份。

一是调停人。他成为工商界和政界的一个中间人。尤其是在国民政府的政策与工商界利益发生冲突时，他能够帮助工商界与政府沟通，维护民间商人的利益。二是担保人。某些时候，一些工商界人士出了事，他能够找到国民政府的要员进行游说，甚至提供担保，然后把人捞出来。

比如，上海有一个银行家，叫傅筱庵，还曾与虞洽卿发生过矛盾。1927年，傅筱庵因长期支持孙传芳而被蒋介石政府通缉。傅筱庵找到虞洽卿，低头，求助，虞洽卿也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为他担保，帮助他躲过了一劫。

虞洽卿做事情，是懂得留有余地的。我觉得，他的因果链条看得比一般人更长。因果之间并不是一个直接关系，它是一个链条。如果你在这一步就弄死他，那就是把链条收紧，虞洽卿是把链条弄松，给别人和自己留余地。因为跟蒋介石的这种特殊交情，虞洽卿获得了三重利益。

第一，他自己企业的利益得到了保护。第二，作为调停者，他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部分工商业团体的利益。第三，成为调停者与担保人，他拥有了巨大的社会声望。拥有这种无形资产之后，在他的生意出现问题或者他自己遇到难题时，都能及时地得到帮助和支援，从而化解危机。咱们再来说说虞洽卿的第三个重要选择，叫做在商言商，不从政。由于他在上海工商界的特殊地位，蒋介石政府有意请他当财政部次长，他拒绝了。拒绝的理由也很简单，他是商人，不想离开商业去做不熟悉的事情。

后来因为屡次被邀请，他拂不开面子，于是挂了几个虚职，比如中央银行的监事、国民党政府全国经委委员等。其实在当时的很多商人，发现从政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就弃商从政，或者以政兼商，虞洽卿虽然善于利用政治参与的能量，但是始终坚持自己是商人，不离开自己的企业，专注在商业利益上。

虞洽卿的第四个重要选择，叫做取义不取利，取民族之大义，舍弃个人之小利。虞洽卿这个人的功过，一直是有争议的。有人会用“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大买办”等词对他盖棺定论。但是，我们得看到，到了抗日时期，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做了一个重要的选择，就在义和利之间，他是坚定地站在义这一边。在义利冲突的时候，舍利取义。

他的一生，经历过许多社会变局，比如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共内战。之后，抗战爆发，上海沦陷，他又在沦陷的上海住了好几年。因为他的生意主要都在上海，所以1937年上海沦陷后，他并没有第一时间撤离。

日本人也看到了虞洽卿的影响力，想拉他去主持上海伪政府的工作，被他严词拒绝。有人劝他要低头，否则有危险，他就说，大不了一死，我也是中国人，绝不去苟且去逢迎日本在上海的势力。他坚守住了民族大义，没有同日本人合作。反倒是曾被他帮助过的傅筱庵附逆投敌，于1938年1月出任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市长。1940年，在军统特工的策划下，傅筱庵被菜刀砍死。不仅如此，为阻止日本军舰沿着长江水路快速西进，在整个抗战中，他两次为了抗击日本人的侵略，不惜做出巨大的经济牺牲。在长江凿船沉船。

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1938年4月，分别在江阴和江西马当组织沉船。作为当时最重要的民营轮船公司，虞洽卿的三北公司两次都捐出主力轮船，和国营的招商局，民营的大达公司、民生公司、大通公司一起，以自毁的方式，成功地阻止了日军沿长江快速西进的战略，西部的抗战大后方得以保全。这两次义举，充分体现了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定地舍利取义。这是虞洽卿又一次重要选择，面对民族大义，他可以牺牲个人的经济利益。1941年，虞洽卿借道香港，来到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此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在面见蒋介石时，他表示自己不是空着手来的，还可以为抗战做点事情。

做什么呢？他熟悉的运输业。当时水路运输已经很困难了，他改做陆路运输。自己借钱，筹款买了很多汽车，然后通过滇缅公路，冒着被轰炸的危险，持续地向重庆运送物资。这期间当然也会有商业利益，但更重要的，是他在帮助后方的国民政府解决物资紧缺和弹药紧缺的问题，共同抗战。最后，咱们来说说虞洽卿在商业上的选择，也很有特点，概括来说，就两个字，专注。一直专注在运输行业。

其实，一开始他在外资银行当买办时，就已经开始了创业，先创立了宁绍轮船公司，之后创办了三北轮船公司，长期从事轮船运输，抗战期间船没了，他又做汽车运输。可以说，他一生都在运输行业，没有偏离过。哪怕是非常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放弃轮船事业。他刚开始创办宁绍轮船公司的时候，面对外资航运巨头，像是太古、东方等公司的联合恶意降价，他一度难以维持，资金链随时要断裂，但是，他利用自己在宁波同乡会的地位，筹集资金，补贴票价，争取宁波厂商的支持。

后来，在创立和经营三北轮埠公司期间，他的扩张非常疯狂。当时正值一战，外国轮船公司回国备战，虞洽卿趁机发展航运事业，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买新船，让他负债累累，后来外轮卷土重来，运费暴跌，三北公司一度破产。他被人叫“空心大佬”“借债大王”，但最终他还是通过各种人脉、变卖资产的方式，坚持下来了。这个商业选择也很重要，几十年里始终专注于运输业，让他的三北轮船公司在这个行业保持了强有力的竞争力。到抗战前夕，三北公司已经拥有大小船只六十五艘，经营国内外航线，在华南、华北及长江沿线都有码头仓库，规模一直在中国排在前三位。

所以，虽然虞洽卿做生意是八面玲珑，但是对自己的实业，他是非常执着和坚守的。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他这样的选择使得他的一生和中国的航运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中国航运事业的发展历程中，能看到他所作出的一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