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结合在陕北工作、生活时的亲身经历,作者用珍贵的影像记录下普通百姓的真实面貌,将个人记忆与这片土地的革命历史和社会变迁紧密相连。

本文字数:302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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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庭伟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终身教授

原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副系主任

1970,延川县

陕西北部的黄土高原,以延安市为中心,包括延安、榆林两个地区,历史悠久,古迹众多。中华民族“人文初祖”轩辕黄帝的陵墓就位于延安市黄陵县,陵园里伴随黄帝灵位达数千年的巨大柏树,至今郁郁葱葱。两千多年前,秦大将蒙恬开拓的秦直道,起始于咸阳甘泉宫,穿过黄土高原上子午岭的密林,经陕、甘、内蒙三省,直插鄂尔多斯草原,道上的车辙及驿站遗迹依然可见。南北向的秦直道,与同期建造的东西向的长城,一竖一横,一个代表着向敌进击,一个象征了严防坚守,构成了秦代以后保卫中原疆域的两大战略,见证了一部苍茫的中华古代史。1936年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旗镇(今吴起县)后,延安在十三年间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根据地,陕北由此引起中外关注,也成为1949年后画家笔下、摄影师镜头中的聚焦之处。

当代艺术家们描绘、表现陕北,主要当然是由于陕北的光荣历史。此外,也为陕北人与中国其他地区人不同的外貌所吸引:不少陕北男人脸型狭长,胡须较多,鼻子挺直带勾而显得酷;一些陕北妇女肤白眼大而显得娇,故而人们常以“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来夸奖陕北人的气质。

1970,子长县(以下照片除注明外均为作者所摄)

历史记载,曾经驰骋在古代中国北方的匈奴人,更早如西周、春秋时期的戎、狄、胡等,主要是蒙古族前身,也有少量源自高加索人种的塞族,包括大月氏、大宛等,都和当时的陕北居民有过征战和贸易的交集。数千年来,陕北一直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混接之地。有学者认为,匈奴的后裔不仅有后来的突厥、契丹、蒙古人,还有不少人在汉化后融入了汉族。例如匈奴中的赫连勃勃一支,后代在陕北改姓刘,其他匈奴后裔还有姓呼延、独孤的。1965年中央美院毕业后到同济大学担任美术教师的齐老师曾说:陕北人是混血的,所以容貌有异于中原人。1969年,我在陕北延长油矿工作时就有过一位陕北人刘师傅,体格高大,头发暗黄,眼珠呈灰蓝色,他的子女也都是暗黄头发灰眼珠,和其他人不同,也许就是一个实例,可惜我当时没有深探他的家世。

1968年底起,我在陕北生活了十年,其中1970-1972年做过延长油矿宣传干事和长庆油田报社的通讯员,有机会拍摄了一些陕北人的影像。1969年发生珍宝岛事件后,全国开展野营拉练,1970年夏天,我和油矿的民兵一起,依照毛主席1947年转战陕北的路线参加了野营拉练。作为宣传干事,我要在一路上写大标语做宣传,同时仍然要背着步枪和铺盖参加行军。好在当时只有24岁,正值年轻力壮。矿部为拉练队伍配备了一辆吉普车,一路上刷标语的纸张、墨水、浆糊桶等就放在车上,有时为了赶在大部队前面准备好标语,我也会搭车先行。一天晚上,我们到达子长县的一个小山村,村子沿着山脚延伸在一条小河边,岸边数棵柳树,风拂柳枝,颇有诗意。进村要穿过一大片茂密的玉米地,正是夏天,玉米长得有一人多高,叶翻绿浪,几分甜香。晚上我住在一个老乡家,不料刚在炕上躺下不久,就觉得浑身痒痒,起身拿手电照着翻起的炕席,一看不得了!炕席下密密麻麻全是虱子,数数我自己身上的红疙瘩,足有两百个以上!看来是无法在这里睡觉了。我出了窑洞,走到山坡下的小河里,河水很浅,我把身子浸泡在清凉的溪水中,顿时觉得全身舒坦……我的脑袋枕在平滑的石头上,整个身子平躺在水中,不由渐渐睡去……忽然,我觉得肩膀上似乎有东西,眼睛扫过,只见一只小雀儿站在我的肩膀上——原来它把我当成歇脚石头了。小雀飞走后,我钻到院子里停放的吉普车里过了一夜……拉练路上拍了好些老乡的照片,现在找到了一些当年放大的照片,却没有精力在成千上万张底片中去寻找底片,至今难忘的是小溪里的雀儿……

1970,子长县

1970,延长县

1970,延川县

1970,子长县

1970,延川县

1970,子长县

1971,延安柳林铺

1970,延安

1970,延川县

1971,延安农村

延长油矿的总部在延川县永坪镇,镇上有一个供销社门市部,一个新华书店,加上邮局、银行、粮站和医疗站,是方圆几十里最热闹的地方,尤其是赶集的日子。夏秋以后,瓜果就成为集市的主角。

1972,延川县永坪镇

1972,延川县永坪镇

1972,延川县永坪镇

1972,延川县永坪镇

那时用的相机,主要是矿部安全生产处的一部1940年代的蔡司依康120,另加我自己的1950年代的卓尔基135,自己冲胶卷,放大机也是我自制的,就把卓尔基镜头卸下当放大镜头用,所以放大出来的照片像素不佳,不过倒是体现了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

1970,陕北农村

1970,延川县

2001,重回延安登宝塔山、清凉山,南川建满了楼房

在延安十年,有机会结识过一些来延安收集创作资料的画家、摄影家、音乐家,很多都是著名艺术家,如今他们有的已经作古,其他人也未必记得五十多年前的往事。著名的如吴印咸,是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他1919年进入上海美专,1920年开始从事摄影活动,1934年有摄影作品在瑞士沙龙得奖。吴印咸曾经是电影厂布景师,后来转为摄影师,1938年到延安拍纪录片,成为延安电影团摄影队主要成员之一,拍摄了大量中国革命领导人及延安根据地的活动照片。

1972年是毛泽东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三十周年,吴印咸回延安拍摄照片,我作为报社通讯员参加活动,跟他去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他是旧地重游,参观了毛泽东旧居,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地点回忆了当年他参加会议并拍照的情况。

1972,吴印咸参观毛泽东旧居

1972,吴印咸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地点介绍当年的活动情况

1972年吴印咸回延安时,还去看望了老朋友杨步浩。杨当年是毛主席住在杨家岭的邻居,在1943年大生产运动中为毛代耕并且代交公粮,评为陕甘宁边区甲等劳动模范,1952、1961、1975年曾经三次进京看望毛主席,吴印咸为他们拍过照片。1972年时,杨67岁,仍然住在杨家岭,吴请杨对组织来参加拍摄活动的延安年轻人及插队青年讲话,他自己在一边拍照,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著名记者的工作情况,吴用一台禄莱福莱(Rollei)相机,拍同一个场景用了两个胶卷(24张)。我当年26岁,在旁边也用老蔡司120 相机学拍了几张。

1952,毛主席在北京接待杨步浩,吴印咸拍摄(来自网络)

1972,延安杨家岭,杨步浩和延安年轻人及插队青年谈话

1972年5月20日,延安市杨家岭,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30周年纪念活动

1972年5月20日,延安市,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30周年游行活动

1973年6月9日,周恩来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访问延安,晚上单独请杨步浩吃饭,杨上了饭桌,捧起饭碗三下两下就吃完一碗白饭,甚至顾不得吃菜。周恩来见了,不由眼泪盈眶,明白了延安百姓的真实生活。第二天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对大家致歉落泪,此后加大了对老区的支持……(据网络记载)

1977年7月6日,延安地区大雨,延河上游的山洪冲垮了沿河小水库的土坝,使延河水量大增,河水到达杨家岭一带时已经淹没了河川,形成百年一遇的洪灾。杨步浩家住在杨家岭山坡下,家人和村民要他撤离,他坚决不肯。洪水淹过了山沟,事后发现他已去世,身体用腰带系在窑洞窗上因此没有被冲走……7月6日那天,我和两位同事正在地区大院的办公室(位于市场沟山坡上),接到一位住在河边同事的求救电话,我们三人下山去救援,到街上时,水位已经淹到腹部,人们都在向山坡上奔跑而我们反向而行……幸亏半路遇到同事全家已被人救出,在卡车上向我们呼喊,大家得以平安回来。那天路见水中浮尸飘过身边,终生难忘……

在延安工作时接触过的文艺界人士,以画家为多,一些画家以陕北题材闻名,如刘文西、靳之林等。我也有幸得到过一些画家赠送的作品,有靳尚谊、靳之林、李世南、张杲、吴三大、费新我等。有的作品甚至是和我交换的画作,如靳尚谊、靳之林两位老师,当然他们是大师,我是业余,无法相提并论,他们两位的作品我珍藏至今,可惜也有不少画家的作品在几次搬家中遗失了。

陕北老农,靳尚谊作品(网络文件)

1998,延安圣地,靳之林作品(网络文件)

1972,费新我在延安

本文来源:城市影像与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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