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一起到山西省忻州地区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我是最后回城的一个，直到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考上大学才离开那里。我之所以迟迟没能招工进城，是因为我替村里的“地主婆”扫过几回院子，受到了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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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8年12月29下午到达山西省忻州地区的郭家庄大队插队落户的，当时我们十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了郭家庄大队第六生产小队，得到大队干部的允许，六队的郭明喜队长领着我们住进了郭家大院。

郭家大院是当时的大队部，后院五间砖瓦正房是大队干部办公开会的地方，我们十名知青住在了前院的三间正房里，五名男知青临时睡地铺，我们五名女知青睡土炕，中间那间房子算是饭厅。

做饭的厨屋是一间半东厢房，灶台和我们女生睡的那铺土炕相连通，土炕不是很热，但夜里睡在上面也不冷。临时帮我们做饭的是郭队长的婆姨，我们知青都喊她郭婶。

过了两天我们才知道，郭家大院就是解放前郭家庄的地主郭修善家的院子，土改后这里成了上级工作组的住所，后来又成了郭家庄小学，再后来就成了大队部。郭家大院是一所三进三出的院子，六间正房后院是花园，但通往花园的门被堵死了。郭婶告诉我们说花园里有一眼水井，以前有人跳井死了，所以才堵死了通往后花园的门。

记得是来到郭家庄插队落户的第三天一早，我刚起床，听到院子里呼啦呼啦好像有人扫院子，我就开门出去看究竟，只见一位四五十岁的大妈，穿着一身黑粗布棉衣在扫院子。我看是一位大妈在帮着扫院子，就走过去打招呼：“大妈好！这院子我们来扫就行。”

那位大妈冲我笑了笑，没吱声，继续低头扫院子。我就上前抢过大妈手里的扫帚，替她扫起院子来。那位大妈诚惶诚恐在站在一边，双手下垂，就像犯了错误的孩子。

就在这时，郭婶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一前一后走进院子来，那位男子看我在扫院子，就大声说道：“郭陈氏，只许你老老实实改造，不许你乱说乱动偷懒耍滑！你咋能让人家北京知青替你扫院子？”那个男子说着，来到我身边，接过我手里的扫把扔给了那位大妈，又很严肃地对我说：“她家是地主成分，你们北京知青要和她家划清界限，不许和‘地主婆’搅在一起。

那天郭婶做饭的时候我帮着烧火，郭婶告诉我说那个年轻男子叫王献忠，他姐夫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他就在大队打杂，也没什么职务，听说他想当大队民兵连长，大队书记一直没点头。

郭婶还告诉我说，那个“地主婆”就是郭修善的小老婆，王献忠之所以喊他郭陈氏，是因为她婆家姓郭，娘家姓陈。土改时郭修善被划成了地主成分，不知什么原因，他半夜吊死在了他家的祖坟上。没几天，郭修善的老婆就在后院跳井死了，郭修善大老婆生的两个儿子都在县城生活，郭陈氏（郭修善的小老婆）和她的两个儿子一起生活。原来，他们一家人就是大队部这所宅院原来的主人。

之后的日子里，郭陈氏大妈几乎天天来大队部扫院子，前院后院都要扫一遍。我每次跟她打招呼，她只是笑一笑，不敢和我说话。有时我想帮她扫院子，她就很紧张地说：“娃娃，可不敢哩，我家成分不好，不能连累你……”

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以后，我们才算认识了郭陈氏大妈的两个儿子，老大叫郭明仁，当年二十一岁，个头不高，少言寡语，干活很勤快，从不偷懒耍滑。老二叫郭明义，当年十八岁，高高的个子，比他哥魁梧，也不善言辞，干活挺勤快的。

有一次往地里运送土杂肥，我们几名女知青拉车，郭明义负责驾辕。空车回来的时候，他就让我们都坐在车上，他一个人拉车。王献忠看我们五名女知青和地主之子一起拉车，他说我们是北京知青，咋能和地主羔子搅在一起。他就让我们五名女知青和他一起拉车，空车回来的时候，他也让我们坐在车上。

可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王献忠对我特别热情，也特别关照我。因为我亲眼看到他训斥过郭陈氏大妈，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并不是太好，我就尽量疏远他。

记得是1970年冬季，公社召开四类分子批斗大会，我们插队落户的郭家庄一共有六个四类分子去参加批斗，其中包括郭陈氏大妈娘仨，还有一家富农（夫妻俩）和一家反革命分子，我们所有插队知青和大小队干部都去参加批斗大会，大队基干民兵负责看押四类分子。那时王献忠还不是民兵连长，他却在行使民兵连长的权利。

到了公社驻地，王献忠找到在革委会当副主任的他姐夫，到食堂提来一暖壶热水还有几个小碗摆在了大队干部面前，还带着他姐夫来跟大队干部打招呼，看着他得意洋洋的样子，我们知青反倒觉得厌恶。大队书记也没买他的账，至始至终没喝一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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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斗大会结束的时候，我看见郭陈氏大妈圪蹴在了地上，她应该是哪里不舒服。我就跑过去弯腰扶起了郭陈氏大妈。当时王献忠和他姐夫就在近期，王献忠的姐夫就问王献忠：“这个女知青是你们大队的？”“是，是姐夫，她叫张春梅，就在我们郭家庄六队插队落户，她还替那个地主婆扫过院子哩……”

我听到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喊我的名字，我却装着没听到，搀着郭陈氏大妈就走了。郭大妈的两个儿子就在不远处，他俩却没敢过来搀扶郭大妈，有两名基干民兵专门看管着他哥俩。

第二年开春，公社在我们知青中抽调两个人去公社参加“一打三反”驻队工作组，大队书记让我和一名男知青去公社报到。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正是革委会副主任，也就是王献忠的姐夫，他一眼就认出了我，指着我说：“你不是郭家庄那个和地主婆搅在一起的张春梅吗。‘一打三反’这项工作不适合你来做，你回去吧。”

回去就回去，我原本也没想来参加什么“一打三反”。看革委会主任下了逐客令，我一句话也没解释，背起自己的行李就回到了郭家庄。过了没几天，王献忠来找我，他问我：“张春梅，你想不想去公社“一打三反”工作组驻队，你要想去，我一句话的事。”“谢谢你的好意，我不适合那项工作，我更愿意参加生产劳动。”我脸上虽然带着微笑，心里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厌恶感。

后来郭明义也知道我是因为帮助过他母亲，和四类分子家庭没有划清界限才被公社开了回来，郭明义还向我说了道歉的话。虽然郭明义是所谓的地主羔子，我觉得他很有礼貌，很勤快也很正直，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坏。

一次去水井挑水路过郭明义家的大门口，我看见他在看一本书，就笑着问他：“郭明义，你看的什么书呀？”“高中语文，没事瞎翻一下。”郭明义说完，把手里的语文课本递给我，他抢过我担着的水桶，跑到水井替我担回了两桶水。

郭明义的那本高中语文没有封面，好像后面还少了几页。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插队时，我也带来了全套的高中课本，只可以我一次也没看过。

从那以后，空闲时间我就开始自学高中课程，实在弄不明白数学题，就都抄写在一起，准备回北京探亲时问我舅舅。我舅舅是高中数学老师，这套高中课本还是我舅舅送给我的呢。

大概是1972年秋后的一天，那天我们去河岸边的那块洼地播种越冬小麦，收工回家的路上，郭明义红着脸问我：“春梅妹子，你们北京知青谁有全套的高中课本？能借给我看一下吗？我就有一本语文课本，都快翻烂哩。”“我有，明天拿给你看。”我不假思索地说道。

就是因为一起自学高中课程，我和郭明义接触的多了一些，渐渐也就有了闲话。王献忠多次对我说：“王春梅，郭明义可是地主羔子，你最好和他家划清界线，不然对你没啥好处哩。”我知道王献忠的心思，他一直在默默关心我，也帮我干农活，他是想和我处对象。何况王献忠比我大十多岁，就算他的年龄和我差不多，就他那样的人品，我也不会和他处对象呀，当时我还不到二十周岁呢。

1973年初冬，县丝染厂招工，大队书记给了我一份招工审批表，让我填好后和另外两名同学一起去公社卫生院体检，然后再到公社革委会知青办审核盖章。当时负责知青招工审核的就是王献忠的姐夫，我体检合格，他却不在我的招工审批表上盖章。第一次招工进城的机会，就这样和我擦肩而过。

之后的几次招工，我都没通过审核，虽然没有明确的理由，但我知道是什么原因。王献忠托了好几个媒婆来给我提亲，都被我婉拒了，肯定是他姐夫在替他出气整治我。

不能招工进城，我就一边自学高中课程一边参加生产劳动。郭明义遇到不明白的问题，他也会向我求教。王献忠还挖苦他：“你一个地主羔子，就算把书本翻烂了，也飞不到天上去。”虽然村里风言风语不断，我也不在乎，有时也到郭明义家找他一起探讨学习中遇到的难题。每次去他家，郭大妈都会拿出好吃的给我吃，有时还煮鸡蛋，让我带回知青点分给同学们吃。

到了1977年初秋，我们六队知青点还剩下两个人，一个是刘方明，因为他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祖父是走资派），每次有招工的机会，他都不能通过政审。我虽然根红苗正，可有王献忠那个小人背后下绊子，我也一直没能招工进城。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和刘方明一起参加了高考，结果刘方明考上了南开大学，我却落榜了。当时我和刘方明也劝说郭明义和我们一起报考，他说他家成分高，就算是考上了也通不过政审。未料想，那年的政审只是走了个过场，就连刘方明这样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都顺利通过了政审，实际上根本就没审核。

1978年春天，刘方明去天津上大学了，知青点还剩下我一个人，当时我是什么样的心情，旁人根本无法想象。

记得是清明节那天，我因为身体不舒服没出工劳动。中午的时候，我正在土炕上躺着，王献忠突然像幽灵一样走进屋来，他看我在炕上躺着，一下子就压在了我身上。这下可把我吓坏了，我一边薅他的头发一边大声呼喊。就在这时，郭明义扛着铁锨就跑了进来，看到王献忠在欺负我，他扔下铁锨，一把就把王献忠从炕上拉了下来，重重地摔在地上。我爬起来，往他头上踢了两脚，哭着说道：“王献忠，我去公社告你，你这是在破坏上山下乡运动，我一定要让你坐牢。公社告不倒你，我去县里，县里不行，我去北京，连你姐夫一起告……”

这下王献忠是真害怕了，他跪在我面前磕头求饶。郭明义踢了他一脚，吼道：“还不快滚……”

有了那次惊吓，我发自内心地感激郭明义。因为王献忠仗着他姐夫是革委会副主任，他没少欺负人，可大伙都不想招惹他，也是顾忌他姐夫那一面。郭明义打了王献忠，王献忠肯定会记仇，可郭明义说不用怕，大不了鱼死网破。

就是从那天起，我就有了家给郭明义的想法。郭明义却说他家成分高，不能连累我。他还说他哥是个光棍，不想让我嫁到这样的家庭遭人说三道四。

1978年夏天，我和郭明义一起参加了高考，他考上山西大学，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我离开郭家庄的前一天，郭大妈给我包了饺子，她说她从心里喜欢我，真想让我做她的干闺女，只是她不敢说出口，怕影响了我的前程。郭大妈是个有文化的人，很淳朴很善良，我很尊重她，可惜她命运不济，成了所谓的“地主婆。”

离开郭家庄那天，郭大妈一早就来到知青点，给我送来了煮鸡蛋和白面饼，让我带在路上吃。郭大妈还嘱咐我路上多加小心，到了学校好好学习，将来找个好婆家……郭大妈转身离去的时候，我猛然抱住她，哽咽着叫了一声妈。

2003年冬季，郭妈妈去世了，得到消息后，我第一时间赶回了忻州，送了老妈妈最后一程。当时郭明义已是县乡企局的局长，他哥郭明仁也是响当当的企业家了，郭明仁的婆姨比我还小好几岁。郭家庄的王献忠打了一辈子光棍，他姐夫在1979年年末就被判刑入狱了。

目前，我和郭明义还经常联系，每次视频聊天，他就笑着问我：“妹子，什么时间来山西，我让你嫂子给你做纯荞面饸饹，她做的饸饹好吃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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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了五十多年，知青岁月也已渐行渐远，可每当回忆起当年在山西插队落户的点点滴滴，我还记忆犹新，乡亲们当年对我的关爱和帮助，我也会永远记在心里。郭明义二哥，你和嫂子永远都是我的亲人，我衷心祝愿你们幸福美满，好人一生平安！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张春梅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