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曾在上海“麟记”蓄电池厂学过手艺的张国祥来到镇江。

他在一条狭窄的小马路上开了一家面积仅为24平方米的夫妻连家店，经营蓄电池维修和充电业务，取名“信义蓄电池场”。

当时偌大的中国没有汽车制造业，虽然民国江苏省政府的镇江有不少辆汽车，但作为汽车配件的蓄电池，这需要用黄金向国外购买，蓄电池用完了点，充电也得花钱找外国洋行去充。

张国祥凭着一技之长，在镇江立了足，还发展了自己的业务，几年间，这个小作坊几经迁移，面积增加到80平方米，先后还招收了5 名学徒。

他尝试着制造 蓄电池的心脏部件——“极板”。

1953年，他用小煤炉熔化铅液，用火油烟当喷模剂铸板，用洗澡盆和木棒搅拌铅膏，用旧蓄电池壳代替化成槽充电，用太阳光和自然风代替极片干燥机，第一次手搓出来一个“ 极板”。

生产手段和工艺糙是糙了一点，但它毕竟结束了镇江完全依靠上海供应极板的历史。

就在这一年年，“信义蓄电池场”用自己生产的极板，装配成蓄电池，并用这种手搓版的蓄电池，解决了上海—重庆的长江港作业、内河航运轮船的照明及广播电源问题，改变了长江和内河航运用煤油灯照明的落后面貌。

1956年，急待发展的“信义蓄电池场”公私合营了。1959年10月，“信义”正式更名为镇江蓄电池厂。

这一年，是镇江蓄电池产业的开端。

但恰恰是这样的传统工业操作流程，为十几年后的一次镇江市卫生防疫站的铅烟铅尘“铅中毒”危害情况调研中发现的严重后果，埋下了伏笔。

01

1959年10月，镇江蓄电池厂搬入镇焦路（现在的东吴路绿竹巷一带）原镇江第三钢铁厂的旧址。

这个第三钢铁厂在“大跃进”时期匆匆上马，在吞吃完市民的菜刀、铁锅后，1959年又匆匆下马，留下一堆烟囱和窑洞给蓄电池厂。

当时的厂长叫赵庭业，是一名专业军人，有一股子冲劲。建厂两年中，工厂生产国汽车起动用蓄电池，A、B型教学蓄电池，矿灯用蓄电池，摩托车蓄电池，显示出惊人的生命力。

1961年下半年，镇江蓄电池厂被“机遇”砸中了。

三年自然灾害后，为了贯彻国务院“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原第一机械工业部决定对全国蓄电池制造厂进行筛选。原则上每个省明确一家定点厂，纳入国家计划运行。

江苏省要在南京、镇江、苏州3个企业中确定一家定点厂，定下厂后，为新兴的南京汽车制造厂配套“跃进牌”汽车的蓄电池。省机械厅进行了严格的考察，经过质量测定，1962年，镇江蓄电池厂被一机部确定为江苏省定点厂，生产的起动型蓄电池于1964年开始为南汽配套。

随着定点厂的确定，镇江蓄电池厂的生产发展迅猛上升。

有了项目，有了计划，蓄电池厂就开始狂飙了，手上有了资金，原材料有了计划，就开始开制模具，开发产品，投放市场，产品从不定型走向定型，由单一品种走向系列化。

虽然经历了60年代社会不稳定期，但当时扩大重工业生产的中国，对汽车、牵引车的蓄电池需求是很大的，所以1969年，工厂还扩充了蓄电池隔板生产车间，逐步形成了产品的自我配套能力。

1972年，蓄电池厂自行设计制造了起动型极板铸造机，代替了手工铸压机。这时候的工厂对蓄电池化成工序也进行了机械性的防尘灭毒改造。但是，这种“潜意识”的改造只是局部的，个别的改造，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随着工厂生产量扩大，用铅量逐年增长——生产污染环境，环境惩罚人类的矛盾。

随着生产的加速发展，这一威胁到镇江蓄电池厂的生存和发展的危机，也正以同样的速度逼到面前。

02

1974年7月，镇江市卫生防疫站提交了一份关于《镇江蓄电池厂铅中毒危害情况的调查报告》。

这份报告震惊了全市。

报告主送镇江市卫生局、镇江市三废办公室，抄送给省、市14个有关部门。报告中指出：该厂生产环境30个污染点，铅烟铅尘，酸雾浓度全部超标，其中最低超过标准22.5倍，最高超过标准5234倍，甚至远离生产区的办公室、幼儿园、食堂，其空气中的铅含量也超过标准8~15倍。

铅不仅污染了大气，也污染了水源。工厂排放工业废水中的铅含量超过国家标准19倍，以至附近长江水域中也能测出微量铅。在对工厂245名职工铅吸收抽查中，轻度以上铅中毒为153人，占62.4%；其中直接从事铅作业的133名工人中，符合轻度铅中毒诊断标准的116人，患病率高达87.22%;在全国蓄电池行业中占首位，工厂的出勤率已下降到50~60%。

这是大自然的惩罚，这个严峻的事实震惊了整个镇江市。

镇江蓄电池厂立即停产了，按传统方式进行的生产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当时主持工作的金兆田副厂长立即奔走呼号，对蓄电池厂进行防尘灭毒技术改造和综合治理。

同时，省机械工业厅针镇江蓄电池厂进行了“防尘灭毒技术改造”，以“防尘灭毒”为目的，解决铅粉和铅酸气体对职工、环境的污染，总结并推广国内、外蓄电池行业先进技术，尽可能改革现有的工艺方法，提高机械化程度，减少铅尘飞扬，减少工人与铅的直接接触，以达到综合治理的目的。历经5年改造，建成了新的起动型蓄电池生产车间。设计和安装了169台套新的专用设备，完成了5条生产线的全面改造，设计了含铅含酸污水处理站，通过了省、市卫生防疫站两年测定。

80年代，镇江蓄电池厂的宗有三厂长和美国、西德、日本、英国、澳大利亚5国7公司开展设备和技术的对接，引进更安全的牵引车型铅酸蓄电池技术改造。镇江生产的“快乐牌”启动型蓄电池产品成为了对外贸易的拳头产品。

进入90年代之后， 镇江越来越 意识到，那些曾经被视为经济支柱的烟囱，正在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透支着城市的健康资本，这种置换的成本代价太大。镇江蓄电池厂逐步实施关停改制，搬离了市区。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完善和一系列环保政策的出台，环境保护开始被提上国家战略高度。

镇江蓄电池厂的命运，也折射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深刻矛盾。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推动了经济腾飞，但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据世界银行2007年报告，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导致的健康损失约占GDP的3.8%。镇江的铅污染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全国范围内类似的工业污染案例不胜枚举。

然而，镇江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较早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果断行动，这种自我救赎的勇气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宝贵经验。城市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更应是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园，这一理念在镇江的环保实践中得到了生动诠释。

回望这场"铅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城市环保意识觉醒的轨迹。从最初的漠视、到问题爆发后的震惊、再到理性寻求解决方案，镇江完成了一次环保认知的升华。这一过程中，政府、企业、公众和媒体的互动形成了推动变革的合力。尤为重要的是，镇江案例表明环境保护并非必然与经济发展对立——蓄电池厂改制后，符合环保标准的“金快乐”蓄电池生产线得以保留并升级，反而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这为平衡环保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可行路径。

铅中毒事件的阴霾逐渐散去，但留给我们的思考却愈发清晰。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环境挑战日益严峻的今天，镇江的故事具有超越时空的启示意义。它告诉我们，城市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和公共健康为代价，经济增长必须与生态保护协调并进。每一次环境危机都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契机。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回望，镇江蓄电池厂的烟囱倒下之处，生长出了新的希望。城市的自我救赎永远不会太晚，关键在于是否有勇气直面问题、是否有智慧创新求变、是否有担当为未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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