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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明初县城北迁到“灵云山麓”，所以明朝前期很长一个时段的南部县城无城垣，仅仅是“依山为城，凿涧为池”，借助特殊地理形势为险固。直到成化二年(1466)，蒋矩任知县，才“卫以木栅”，算是有了简易城垣。弘治年间，知县陈伯龄组织修筑土城，内外俱甃，以石为门四：东曰蓬莱，南曰跨鳌，西曰状元，北曰阆苑。终于完成了城墙和四门的兴建。嘉靖二十二年(1543)，佥事杨瞻命南部知县董福又立四关，而各树以楼，东曰迎旭，南曰临江，西曰神武，北曰拱辰。这才完善了城楼、城关的建设。万历初年，南部县进行了过一次较大规模的修建，时人刘振益在《增砌四门石城记》中说：“甲戌(1574)秋，以滨大江，每触江涨，荡而易倾。时邑侯饶公从众议，绳砌以石，因号饶公云。但规模卑隘，不足以守。己亥(1575)秋，我欧阳公奉太守黄公命特增修焉。视旧增三尺有奇，雉堞巍然。”所谓饶公、欧阳公，乃万历初年的两任知县饶一中、欧阳炳。据道光《南部县志》，这次修建砌石为城，高一丈八尺，周二里八分，计四百八十六丈。城门三道：灵云、跨鳌、状元。这应该是清人的误解，可以肯定明代南部城建设有四道门。刘振益为纪念此次城墙修复而撰写的《增砌四门石城记》就是确证。至于三门的说法，盖因县城东抵嘉陵江边，在江水冲溢下逐渐倒塌，以致清朝时没有东门了。

清朝的南部县城便在此基础上多次修补而完善。清军刚到川北，巡抚李国英就檄南部知县李元柱修理垣垛。此修理城垛的具体情况已无从知晓，但可以推断，当时只是对明代的南部城略加整修，以备清初的战事所需，没有改变明朝南部县城城墙的长度和城门。到清乾隆时南部县城周二里有奇，只有三道城门。这在当时城池中可谓另类。乾隆三十二年(1767)至三十三年，知县查淳的改建城门，增为四门，分别命名为承煦、延爽、迎薰、瞻极。乾隆四十九年(1784)、嘉庆十六年(1811)虽有城池补修的记载，但这两次补修并未改变四道城门的规制。今见道光《南部县志》所载《南部县城池图》，即系乾隆三十三年改修后的城池图。另据《南部档案》，光绪六年(1880)冬天，南部县城城垣有过一次修复，这年夏秋被嘉陵江水上涨，冲毁围墙及城门，于是知县刘际昌下拨专款“城工经费”三百五十千文修复。这应当是南部县城墙及城门的最后一次修复。

清代的南部县系合并唐宋南部、新政、新井、西水、晋安五县而来的，因而幅员较为辽阔。《大清一统志》《四川通志》《保宁府志》《南部县志》等清代历史地理史书对其“八至”皆有明确记载，但不同时期编纂的同级志书、同一时期编纂的不同级别志书对此的记载总是不一致。

造成这于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选择测量点不同，有的选择的是城池，即从府城到县城、从一县城到另一县城；有的则选择的是界点，即各辖区的边界接点。

二是测量的准确、精确程度，同样以城池为起止，或同样以界点为起止，测量的数据亦有所不同。

三是境域的变化，即行政区划的调整，或增或减，都会影响到“八至”。

据雍正《四川通志》载，南部县在保宁府东南70里，东西距250里，南北距110里，东至顺庆府营山县界90里，西至潼川府盐亭县界160里，南至顺庆府西充县界70里，北至阆中县界40里，东南至顺庆府蓬州界100里，西南至潼川府盐亭县界160里，东北至顺庆府仪陇县界100里，西北至阆中县界50里。其后，南部县域有所变化，原属剑州的枣碧、思依两场又划归南部县管辖，遂使其西北一隅与剑阁及苍溪为邻，因此道光《南部县志》对其“八至”的表述就有了这样的变化：西至剑州界160里，西南至潼川府盐亭县界200里，西北至苍溪县60里。

来源：蔡东洲等著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转自：方志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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