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亚水是谁？一个杀了同族三条人命的凶犯。
这事发生在杜凤治的前前任手里。同治四年五月，罗亚水杀死罗天佑、罗天中、罗绍勋三人。广宁知县王炘前往验尸时，死者的妻子范氏、潘氏及儿子亚概等人，都具结打了手掌模，拦着不让验尸，情愿领尸回葬。
听起来很合理，对吧？但这里头有个问题：投河的是罗亚水的弟弟罗亚灶。他没伤人，也没死，跳河后被救起来了，第二年才因别的事死去。而真正的罗亚水，早就跑得没影了。
但官府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可死者家属拿了罗氏宗族赔的二百多两银子，已经“情愿”了。罗亚水的亲属在衙门官吏、门役身上也花了几百两。大家都“情愿”，案子就结了。
这是晚清基层治理的常态：命案可以私了，只要钱到位，死人可以复活，活人可以“死”。
杜凤治到任的时候，这案子已经过去两年了。本来相安无事，但问题出在——钱是会花完的。
死者家属钱花光了，回头一想：不对啊，我们家三条人命，就换这点钱？越想越亏，于是同治六年六月，又告上门来了。这回还带来了“真凶”——他们不知从哪儿把罗亚水捆来了。
杜凤治一看状子，心里明镜似的：哪是什么冤情未雪，是赔偿没到位。
他立即讯问。送罗亚水来的绅耆、线人都愿意具结，保证这人是真身。再问死者家属潘氏和罗亚启，当年为什么具结拦验？
两人支支吾吾，说当日是罗耀南、罗辉南让人冒充他们打的掌模，他们根本不知道，拦验是被哄阻的。
杜凤治拿出当年的结状，比对潘氏和亚启的手掌模——对得上。这说明什么？说明当年他们确实收了钱，愿意和息。现在钱花完了，又来翻案。
他能怎么办？按程序，他应该重审此案，把罗亚水正法。可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
第一，得罪两个前任。王炘当年糊弄过去，张希京接任后虽然禀报过，但语多笼统，也是拖着。你重审这个案子，等于告诉上面：我的前任都是糊涂蛋、渎职犯。以后你还混不混官场了？
第二，得罪罗氏宗族。人家当年费那么大劲“摆平”这事，花了钱、搭了人情，你一来全推翻了，以后县里的事还办不办？
第三，自找麻烦。这案子一旦重开，就得从头查起，差役要跑腿、证人要传唤、案卷要重写，折腾一年半载不说，搞不好还要被上司骂“无事生非”。
所以杜凤治的选择是：拖。
他把罗亚水收禁，把送案来的一干人等交差役看管，说“等候复讯”。然后就拖着，一直拖到他调离广宁，案子也没结。
但他没想到，这案子闹到省里去了。
总督根据按察使的报告，批了很重的话：“案关三命，情节何等重大，王令既不能查出真情，率听尸亲拦验和息，接任之张令、杜令又以尸亲控情变幻，任意耽延，以此颟顸无能、玩视民命，必须据实参办，以肃吏治而雪沉冤。”
三任知县，都要被追究。
但官场的事，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过了一年多，王炘丢了官，张希京和杜凤治还在位置上。杜凤治向按察使禀报，说翻案是因为罗家承诺的银子没到位，按察使根本不听，派委员到广宁调查。
后任知县饶继惠，跟杜凤治一个思路——不想得罪前任，拖着。到离任时，案子还没结。
同治八年六月，杜凤治到肇庆府城，和新任广宁知县谢树棠、知府幕客、道台幕客等人议论这个案子。几个人聊来聊去，最后达成共识：“非亚水死不可，惟饿死与病死等耳。”
翻译成白话：罗亚水必须死，至于是饿死的还是病死的，随便，反正得有个“死”的结果。
幕客赵光垣说这话时，大家“一笑”。这个“笑”字，写在杜凤治的日记里，轻飘飘的，但细想之下，触目惊心——几个人喝着茶，聊着天，就把一个人的生死定了。
不是审判决的，不是律例判的，是为了“避免继续追查，不牵连几任知县以及当日参与贿和命案的幕客、书役、差役、绅耆”。
罗亚水杀没杀人？杀了。该不该死？该。但让他死的，不是法律，是官场逻辑——只有他死了，这个局才能破，大家才能解脱。
同治九年，杜凤治回任广宁，日记里再没出现罗亚水的名字。大概率是，他已经“饿死或病死”在监狱里了。案子就此了结，皆大欢喜。
这个故事，放在今天看，触目惊心。但在晚清官场，这就是日常。
杜凤治不是贪官，也不是酷吏，他只是一个“懂事”的官员。他知道什么事该办，什么事不该办；知道什么人能得罪，什么人不能得罪；知道怎么在夹缝里生存，怎么让麻烦从自己手里滑过去。
他选择“捂盖子”，不是因为坏，是因为不捂的代价太大。
罗亚水案里，省里的处理意见最能说明问题：他们不查真相，只要结果。因为查真相意味着要追责，追责意味着要得罪人，得罪人意味着以后自己有事没人帮忙。
所以“罗亚水必须死”，不是因为杀人偿命，而是因为只有他死了，这个局才能破，大家才能解脱。
至于罗亚水本人是不是真的杀了人，是不是该被判死，反而不重要了。
这就是晚清官场的生存法则：真相不是用来追求的，是用来摆平的；正义不是用来实现的，是用来交代的。
杜凤治一辈子没跳出这个法则，他也跳不出去。因为他所在的系统，本身就是靠这套法则运转的。谁想当“清官”、想“揭盖子”，谁就会被这个系统碾碎。
所以他在日记里记下这件事，不是为了忏悔，只是为了提醒自己：有些盖子，碰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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