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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育率持续走低正演变为人类存续危机，联合国数据显示，到2100年，意大利、日本等19国人口或锐减 20%-50%，日本人口总量或从1.25亿降至不足5000万。

信息来源光明网

疫情后全球出生人口已连续四年下滑，预计2084年将迎来人口负增长拐点。

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戈尔丁指出，工业化进程中男性角色转型滞后，职场压力与家庭责任的矛盾是生育下降的主要原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戈尔丁

那么这一个观点能否为破解人口困局提供思路？她又为何这样认为呢？

戈尔丁提出观点

几十年来，人们总把生育率下降归咎于女性，说她们学历太高、事业心太强、不甘心做家庭主妇，好像只要女性退回家庭，人口问题就能解决。

信息来源界面新闻

但戈尔丁的研究指出了另一个关键，问题可能不在于女性走得太快，而在于男性有没有跟上步伐。

现实里，女性早就从厨房走进了职场，可很多男性并没有真正回归家庭，参与到育儿中，这种角色转变的脱节，让家庭结构失去了平衡。

图片来源网络

女性既要应对职场的压力，又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在这样的双重挤压下，选择少生或者不生，就成了她们现实中保护自己的办法。

女性进入职场后，在工作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不断增加，这使得她们在家庭事务上能分配的时间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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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男性如果依旧像过去那样，把重心都放在工作上，对家庭事务参与不足，家庭的重担就大多落在了女性身上。

日复一日面对职场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女性会感到身心俱疲，当生育孩子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压力时，她们自然会对生育变得谨慎，甚至选择不生育。

图片来源牛蛙两个

这种情况并非女性不愿意生育，而是在现实条件下做出的无奈选择。

戈尔丁论点的数据支撑

戈尔丁的论点不是感性的牢骚，而是有数据支撑的，她分析了世界各国的家庭数据，发现了一个能衡量生育率的指标，就是男女在家务上付出的时间差。

戈尔丁

在瑞典和丹麦，男性平均比女性少做不到一小时的家务，这两个国家的生育率能维持在1.7，在发达国家里算是比较高的。

而在意大利和韩国，情况就不同，意大利女性每天要比男性多做近三个小时的家务，韩国的这一差距也有 2.8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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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这两个国家的生育率都很低，韩国的生育率只有0.78是世界最低的，从这些数据能看出一个规律。

伴侣在家务上做得越少，国家的出生率就越低，两者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差距越大，人们生育的意愿就越低。

上世纪70年代欧美“女权解放”后

历史也能证明这一观点，上世纪70年代欧美“女权解放”后，生育率出现下滑，日韩经济快速发展时，也出现了“婴儿荒”。

这些情况背后的原因是一样的，就是社会要求女性承担更多角色，却没有减轻她们原本的负担。

戈尔丁

比如，在“女权解放”后，女性开始更多地参与职场，但家庭中原本由她们承担的家务等责任并没有减少，男性也没有更多地参与进来。

日韩经济腾飞时，女性同样面临着职场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生育自然就成了很多人不愿意考虑的事情。

男性未必不懂

其实男性未必天生就懒惰，也不是不关心家庭，很多男性在观念上是认同要和女性平等分担家庭责任的，甚至愿意多做些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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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在于存在一种无形的“同辈压力”，他们会想，身边的男性朋友都没怎么参与育儿，自己要是天天准时回家做饭、带孩子，会不会显得和别人不一样，不合群。

这种大家都沉默的现象很矛盾，每个人都觉得现在的情况不合理，可因为没看到别人做出改变，自己也不敢第一个站出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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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上长期形成的习惯，成了家庭进行变革时最大的心理障碍，在这种环境下，政府的现金补贴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

现在房价高、有通货膨胀，教育方面竞争又激烈，这些补贴只能暂时减轻一些经济上的压力，却改变不了家庭责任分配失衡这种结构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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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根本问题得不到解决，很多人就会选择不结婚或者不生孩子，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态度，毕竟，在家庭责任分担不均的情况下，结婚和生育意味着女性要承担过多的压力。

而男性也可能因为社会惯性无法真正参与到家庭事务中，这样的状态让很多人对婚姻和生育望而却步，久而久之，选择不婚或丁克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中国国情的不同

戈尔丁的研究没有涉及中国的样本，所以她的理论在中国是否适用还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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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韩等国家相比，中国男性参与家务的比例确实要高一些，“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也在慢慢改变，但这并不表示相关问题已经解决了。

关键在于家庭责任的分配能不能跟上女性职业发展的需求，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就算中国的丈夫分担了洗碗、拖地这类基础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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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育儿过程中的一些隐性劳动，像给孩子做学习规划、培养兴趣爱好、进行情绪管理、和学校老师沟通等，还是主要由母亲来承担。

而且当孩子生病的时候，社会上一般默认是母亲请假去照顾。这些深层次的不平等，一直在消耗着女性的精力，也限制了她们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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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丁的理论虽然不能直接用到中国的情况上，但也让我们看到了类似的结构性问题，至于那种 “限制女性教育就能提高生育率”的说法，显然是一种倒退的思维。

这种想法试图通过压制女性来解决社会问题，本身就是违背文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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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女性的教育水平提升是社会进步的体现，限制女性教育不仅不公平，也不利于社会的整体发展，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育率的问题。

结语

全球生育率走低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戈尔丁的研究指出，男性角色转型滞后、家庭责任分担失衡是重要原因，这一观点有数据和历史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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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而言，虽情况有别，但家庭责任分配的结构性问题同样存在，解决生育率问题，不能靠压制女性，而应推动男女更平等地分担家庭与职场责任，如此才能为破解人口困局提供可行思路，这需要社会观念和实际行动共同改变。

参考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网——解析各国生育率变化模式的异同

凤凰周刊——诺奖得主称男性不做家务会降低生育率

界面新闻——诺奖得主戈尔丁最新发现：美化父亲角色或是鼓励生育的最佳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