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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杜公馆灯火通明。
上海滩的几位“人物”都知道,青帮大佬杜月笙要宴请汪寿华——这位工人运动领袖、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是刚刚打赢第三次工人起义的核心人物。
可谁也没想到,这顿饭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顿。
汪寿华到得早。
穿得一板一眼,脸上带着点紧张。
他知道来见杜月笙不简单,但没想到,刚迈进门口,几个人冲出来,不由分说给他套上了麻袋。
几小时后,他的尸体被发现丢在了枫林桥下,年仅26岁。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回头看,1927年的春天,其实早就有些不对劲了。
北伐在节节胜利,国共合作表面上还算稳妥,但内部早已暗流汹涌。
就在汪寿华出事前不到半个月,蒋介石刚到上海。
他没先见中共,也没去工人代表那儿,而是直奔日本领事馆和江浙财阀的宅邸,一趟接一趟。
紧接着,便是他和青帮的秘密会晤。
一边是革命群众刚拿下上海,一边是蒋介石在上海布起了“戒严司令部”。
白崇禧做司令,周凤岐当副手。
表面看不出什么,但背地里,各路人马都在调兵遣将,准备一场“清党”。
说起来,这不是蒋介石第一次对共产党下手。
早在1926年,他就已在广州搞过一次“整顿”,但那次规模有限。
这次,他铁了心。
尤其是看到上海的工人起义闹得这么大,他更坐不住了。
那会儿,上海的气氛有点诡异。
一边是工人纠察队控制大部分城区,一边是国民党军队悄悄进城。
周恩来坐镇指挥,罗亦农、赵世炎等人忙得脚不沾地。
他们都知道蒋介石对左派不满,但没想到动手这么快。
中共中央其实也察觉到了苗头,但共产国际的态度比较谨慎,不愿轻易破裂。
陈独秀还在试图跟汪精卫沟通。
汪精卫那时候刚从法国回来,表面上态度温和。
他和陈独秀公开发表了联合宣言,强调“国共互信”,希望打消双方的疑虑。
这份宣言登上报纸后,很多基层党员都松了口气。
可谁知道,就在同一天,蒋介石的命令已经下达——4月12日凌晨,清党行动全面展开。
那一夜,上海的十几个工会、纠察队据点被军队同时包围。
有人被当场枪杀,有人被押走后再无消息。
据后来统计,仅上海一地,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
周恩来也差点没逃出去。
他被第26军的斯烈将军骗去“谈判”,到了那儿直接被扣。
好在罗亦农反应够快,连夜协调,才把他救出来。
周恩来乔装改扮,躲过盘查,几天后才设法离开上海。
上海之后,全国各地很快响起另一种声音。
广东、浙江、湖南、江西……都开始“清党”。
最惨烈的是湖南的“马日事变”。
1927年5月21日,长沙的第35军兵变,团长许克祥带人冲进省总工会、农协和党校,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人。
他说是为了报父仇,但实际背后也有汪精卫方面的默许。
汪精卫当时还在武汉主持政府。
他表面上仍然喊着“联俄联共”的口号,实际已经开始“分共”。
长沙事变之后,他派唐生智去“收拾残局”,结果对主谋许克祥只记了个大过,连个调离都没有。
武汉的共产党人也开始紧张。
贺龙那时候还在湖北南部带兵。
他跟周逸群早有交情,知道局势不妙,主动表态:“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我这支队伍听你们的。”这段话后来被周恩来反复提起。
中共中央当时还能掌握的武装力量不多,除了贺龙的第20军,还有叶挺的第11军第24师,另有朱德带的军官教育团。
当时朱德已经是南昌市公安局局长,但身份还不公开。
7月初,周恩来亲自去了贺龙军部。
两人谈了一个晚上。
周恩来没说太多套话,就一个意思:“这仗,迟早要打,你们准备好。”贺龙点头:“打就打,早就该打了。”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正式宣布“分共”。
从这天起,国共合作走到了尽头。
当天,武汉三镇开始大规模抓捕共产党人。
街头贴满了通缉告示,很多人连夜逃亡。
宋庆龄看到这些,气得公开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背离孙中山的路线。
她说:“已经看不出这是我当初熟悉的那个党了。”
不久,她离开武汉,回到上海,在莫里哀路的家中闭门谢客。
那之后,再也没参与过国民党内部事务。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联俄、联共”。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金冲及主编,《蒋介石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陈独秀,《陈独秀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
李洁非,《杜月笙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王树增,《1927·大分裂》,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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