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阳穿过登封公园的梧桐叶，落在斑驳的石桌上，总像极了弋凤英晚年唱戏时的眼神 —— 温和里藏着一股子亮劲儿。86 岁的她最后一次站在公园的临时戏台上，唱的还是那出《小二姐做梦》，两个多小时的戏，一个人从头唱到尾，嗓子依旧透亮如年轻时。台下观众拍红了手掌，有人喊：“弋团长，再唱一段程七奶奶！” 她笑着摆摆手，眼角的皱纹里盛着八十多年的风霜，也盛着一辈子没离过的戏文。从 1937 年出生在弋湾村的农家小院，到 2023 年在戏迷的掌声中谢幕，弋凤英的生命始终围着豫剧转：乡野宣传队的油灯下有她练嗓的影子，新密豫剧团的后台有她扮戏的专注，安徽剧团的异乡舞台有她探索的脚步，登封新登剧团的排练场有她既当团长又当主演的忙碌，就连晚年架在村口老槐树上的高音喇叭，都成了她延续戏台生命的另一种方式。她的人生像一卷被豫剧浸染的长卷，每一笔都写着 “戏比天大” 四个字，热烈、执着，又带着泥土般的质朴与厚重。而这卷长卷里，藏着的不仅是一个演员的成长，更是河南豫剧在民间最鲜活的模样 —— 那些奖杯的荣光、乡野的掌声、母女的传承，终究都化作了戏文里的平仄，在岁月里轻轻回响。

十八载豆蔻，从乡野宣传队到新密戏台的初绽

1955 年的登封乡下，刚解放不久的空气里飘着新鲜的朝气。18 岁的弋凤英扎着两条粗辫子，揣着一颗滚烫的心，挤进了乡宣传队的队伍。那时候的宣传队没有像样的戏台，村口的打谷场、晒粮的石板地，铺上一块红布就是舞台；没有精致的行头，粗布衣裳缝上几朵纸花，就是最体面的戏服。可弋凤英不在乎这些，她爱听戏里的悲欢离合，爱唱词里的爱恨嗔痴，更爱站在人前开口时，台下那一双双亮起来的眼睛。

“那时候她嗓子亮得像铜铃，《小二黑结婚》里的小芹，她一唱，全村人都来看。” 后来有人回忆起宣传队的日子，总说弋凤英是 “天生吃唱戏这碗饭的”。白天跟着宣传队走村串户，晚上就在煤油灯下背唱词、练身段，有时候对着自家院子里的老槐树比划，一练就是大半夜。她的母亲看着女儿痴迷的样子，既心疼又骄傲：“凤英这闺女，魂儿都被戏勾走了。”

没过多久，这份 “被戏勾走的魂” 就引来了更大的舞台。新密县豫剧团的老艺人偶然看到她的演出，当即拍板：“这姑娘是块好料，跟我回剧团！” 就这样，弋凤英告别了乡野的泥土气，走进了专业剧团的大门。新密豫剧团的十年，是她艺术生涯的 “淬火期”。团里的前辈都说她 “肯下笨功夫”：别人练一遍的身段，她练十遍；别人唱熟的唱段，她对着乐谱抠细节，连气口、转音都反复琢磨。那时候剧团条件苦，冬天排练场没有暖气，她穿着单薄的戏服练台步，脚冻得通红也不停；夏天后台闷热，油彩糊在脸上像胶水，她对着镜子练表情，汗珠滴进眼睛里，揉一揉继续唱。

在新密的戏台上，她不仅唱红了《小二姐做梦》，还把《抬花轿》里的周凤莲、《包青天》里的秦香莲演得深入人心。周凤莲的娇俏灵动，秦香莲的悲苦坚韧，截然不同的角色在她身上切换自如。有一次在郑州参加汇演，她主演的《小二姐做梦》一亮相就惊艳全场，两个多小时的独角戏，她唱得字正腔圆，演得活灵活现，最终捧回了河南省文艺汇演一等奖。消息传回新密，剧团门口挤满了祝贺的乡亲，有人拉着她的手说：“凤英啊，你给咱新密争光了！” 从那以后，“弋凤英” 这个名字成了新密豫剧的一张名片，周边的汝州、登封等地的剧团常来邀请她客串，她的戏票总是早早售罄，有人为了看她的周凤莲，宁愿站在戏台角落等三个小时。

也是在新密豫剧团，她遇见了生命里另一个重要的人 —— 同为本团演员的要福顺。两个同样痴迷豫剧的年轻人，在后台的化妆镜前、在排练场的台步间，渐渐走到了一起。婚后的日子，他们既是生活里的伴侣，也是舞台上的搭档，常常在同一出戏里饰演对手戏。后来，他们陆续有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只是剧团的演出排得密如蛛网，夫妻俩带着襁褓中的婴儿辗转各地，戏箱成了孩子最常躺的 “摇篮”。实在分身乏术时，她咬着牙做了决定：把刚出生的孩子送回弋湾村，托付给母亲和哥嫂。

那些日子，老家的母亲常说，襁褓里的孩子饿了就 “哦哦” 地哭，小嗓子哭得人心慌。刚好村里的何贵荣也刚生了娃，看着孩子可怜，便主动把两个孩子抱到自己炕头，解开衣襟用自己的奶水喂。大儿子吸着奶水时的满足，大女儿在何贵荣怀里安静睡去的模样，成了弋凤英每次从外地演出回来，听母亲念叨时最心疼的画面。她提着给何贵荣扯的布料上门道谢，何贵荣总是笑着说：“都是乡里乡亲，孩子吃饱了比啥都强。” 可她知道，这份 “奶水情”，是她欠孩子的，也是欠这位朴实村民的 —— 而她能偿还的，只有把每一场戏演得更好，让那些为她鼓掌的人，永远记得一个叫弋凤英的演员，曾在戏台上为他们活过。

辗转与沉淀：从安徽戏台到母亲的双重角色

离开新密豫剧团后，弋凤英的脚步没有停。她听说安徽豫剧团有几位老艺人擅长 “新派豫剧”，便揣着简单的行李，一路南下。安徽的两年，是她艺术生涯的 “发酵期”。那里的豫剧带着江淮水土的细腻，唱腔比河南本土更婉转，身段更柔美。她像一块海绵，贪婪地吸收着新养分：跟着老艺人学《天仙配》的小调，把黄梅戏的婉转揉进豫剧的高亢；看当地民间艺人表演皮影戏，琢磨着如何把影子的灵动化作舞台上的身段。

这段异乡岁月，也让她对 “戏” 有了更深的理解。有一次在合肥演出《花打朝》，她饰演的程七奶奶，既有河南豫剧的泼辣，又添了几分安徽姑娘的俏劲儿，台下观众拍着桌子叫好。散场后，一位白发老人对她说：“姑娘，戏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把日子过进戏里，戏就活了。” 这句话她记了一辈子，后来常跟女儿说：“唱戏不是唱词儿，是唱日子，唱人心。”

在安徽的戏台之外，弋凤英的母亲角色愈发沉重。可她放不下戏台，要福顺也常年在外地演出，夫妻俩只能将对孩子的牵挂藏在心底。每次从安徽演出回来，她都要先回弋湾村看孩子。小女儿要会敏怯生生地拉着她的衣角，问：“娘，你啥时候不唱戏了？” 她蹲下来，摸着女儿的头说：“等你长大了，娘教你唱戏，咱娘俩一起唱。”

有一次，小儿子发高烧，哥嫂急得团团转，托人带信让她回来。可她正在安徽演出，台下几百双眼睛等着，走不开。戏散了她连夜赶路，到家时孩子已经退烧了，母亲却红着眼说：“孩子烧得迷迷糊糊，还喊‘娘，唱段小二姐’。” 她抱着孩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把脸埋在他发烫的额头上，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也就是那一次，她暗下决心：等回到河南，一定要找一个能兼顾戏台和孩子的地方 —— 她可以亏欠自己，却不能让孩子永远活在 “娘在戏台上” 的想象里。

后来孩子们长大了，要会敏总说：“小时候怨过娘，觉得戏比我们重要。可长大了才懂，她不是不爱我们，是太爱戏了。” 这份 “太爱”，成了弋凤英心里永远的歉疚，也成了她把戏唱得更好的动力。回到河南后，她又在几次省级汇演中获奖，奖杯被她悄悄放在老家的柜子里，从不对外人炫耀。有人问起，她只说：“奖是给过去的，戏得唱给将来的。” 而她不知道的是，在登封、新密、汝州的戏迷圈里，“弋凤英” 三个字早已成了 “好戏” 的代名词。有跑江湖的戏班老板说：“只要报弋凤英的名字，哪怕在村口搭戏台，都能坐满三乡五里的人。”

登封巅峰：新登剧团里的 “全能团长” 与戏班春秋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登封市新登煤矿实验豫剧团成立的消息传来，弋凤英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邀请 —— 担任团长。那时候的剧团刚起步，说是 “剧团”，其实就是一群爱唱戏的工人和民间艺人凑在一起，缺资金、缺设备、缺经验。有人劝她：“这是个苦差事，费力不讨好。” 她却眼睛一亮：“有戏台就不苦，能让大伙一起唱戏，就是福气。”

更让她欣慰的是，小女儿要会敏已经从开封戏校毕业，被分配到登封豫剧团，听说母亲要去新登剧团当团长，当即申请调过去：“娘，你以前说要教我唱戏的。” 要会敏的眼神里，有着和她年轻时一样的亮劲儿，而科班出身的功底，让她一进剧团就成了骨干。就这样，母女俩成了新登剧团的 “双保险”，弋凤英手把手地教女儿打磨唱腔，要会敏则帮母亲整理新剧本，有时候排练到深夜，母女俩就在后台的戏箱上趴着睡一会儿，第二天一早又精神抖擞地站在排练场。

作为团长，弋凤英更像个 “大管家”：白天带着演员们排练，从唱腔到身段，手把手地教；晚上趴在煤油灯下算账，剧团经费紧张，她把自己的工资贴进去买戏服、做道具；出去联系演出，她提着篮子装着干粮，走乡串镇找负责人谈，被拒绝了就笑着说：“俺们戏唱得好，您给个机会，不好不要钱。” 可谁都知道，“弋凤英” 三个字就是最好的担保 —— 只要她的名字出现在戏报上，哪怕是下雨天，戏台底下也会撑满雨伞。

剧团里的人都说：“弋团长是铁打的。” 有一次去汝州演出，卡车在路上抛锚了，她带着四五十号人，顶着烈日走了十几里路，到了演出地顾不上歇脚，就赶紧化妆上台。那天她演的是《花打朝》，程七奶奶的帕子一甩，台下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人喊：“弋团长，俺们等你半天了！” 戏唱到一半，她突然头晕目眩，差点从台上栽下来，扶着桌子定了定神，接着唱，直到落幕才瘫坐在后台。医生说她是累脱了相，她却笑着说：“只要戏没唱砸，就没事。” 也就是这次演出，让她再次拿下了河南省文艺汇演的一等奖，奖杯被她郑重地放在剧团的排练场，说：“这是大伙的，不是我一个人的。”

在新登剧团的十几年，是她艺术创造力最旺盛的日子。她不仅自己主演，还当起了导演，排演了一二十个剧目。《花打朝》里的程七奶奶，是她最得意的角色之一。程七奶奶的泼辣、直率，带着一股草莽气，她演的时候，一个挑眉、一个甩帕，都透着股子机灵劲儿，台下观众常被逗得哈哈大笑。有个老戏迷说：“弋团长的程七奶奶，比画上的还鲜活，看她唱戏，比吃红烧肉还香。” 而要会敏在母亲的指导下，也渐渐能独当一面，母女俩常在《包青天》里饰演秦香莲与冬妹，一唱一和间，既有舞台上的默契，更有血脉里的共鸣。

有一次，剧团排演现代戏《哥仨和媳妇们》，弋凤英让要会敏演女主角，自己甘当配角。演出那天，台下有老观众说：“要会敏的嗓子，跟她娘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弋凤英在后台听见了，偷偷抹了把眼泪 —— 她知道，女儿不仅接过了她的戏服，更接过了她对豫剧的那份痴。而她对女儿的严苛，也成了剧团的佳话：有一次要会敏在《抬花轿》里演周凤莲，一个台步没走稳，弋凤英当场喊停，让她在台上重复走了二十遍，直到满意为止。事后要会敏委屈地哭了，弋凤英却红着眼说：“台下有多少人看着咱弋家的姑娘，咱不能砸了招牌。”

在她的带领下，这个 “登封第二豫剧团” 渐渐闯出了名气，从乡下的打谷场，唱到了县城的大戏院，甚至被邀请去郑州演出。有记者来采访，问她成功的秘诀，她想了想说：“哪有啥秘诀，就是把戏当命，把人当亲人。”

暮年不休：公园戏台与血脉里的豫剧回响

1984 年底，新登煤矿实验豫剧团解散了。听到消息那天，弋凤英在空荡荡的排练场坐了一下午，摸着墙上斑驳的戏报，却没有半分失落 —— 她知道，戏台从来不在剧团的排练场里，而在愿意听戏的人心里。

回到老家弋湾村，她反而活得更自在了。每天天刚亮，院子里就传来她的唱声，先是《小二姐做梦》的婉转，接着是《花打朝》的爽朗，最后以《穆桂英挂帅》的铿锵收尾。村民们听惯了这声音，谁家的早饭熟了，谁家的孩子该上学了，都跟着她的唱段记时。有人说：“凤英的戏，比鸡叫还准，听着她唱戏起床，一天都精神。”

后来她索性买了个高音喇叭，架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上，每天定时开播。早上八点唱传统戏，下午三点唱现代戏，雷打不动。喇叭里传出的声音，顺着村道飘到各家各户，田埂上干活的村民直起腰听两句，灶房里烧火的媳妇跟着哼两句，连趴在墙头上的孩子都能跟着唱 “小二姐做梦梦到郎”。有外村人来串亲戚，听见喇叭里的戏，问：“这是哪个剧团的广播？唱得真好。” 村民会得意地说：“这是俺村弋凤英，以前的豫剧团团长，专门唱给俺们听的！”

要会敏没有放弃唱戏，她在登封的民间剧团里继续登台，唱的多是母亲教她的那些戏。弋凤英常去看女儿演出，在台下默默听着，偶尔回家会指点几句：“程七奶奶的甩帕要再快一点，才有那股子泼辣劲儿。” 要会敏都一一记下，她知道，母亲的耳朵比谁都灵 —— 那是听了一辈子戏、唱了一辈子戏的耳朵，早已把豫剧的魂刻进了骨血里。

晚年的弋凤英，身体渐渐不如从前，却还是离不开戏。有一次喇叭坏了，她急得不行，让要会敏赶紧找人修。“乡亲们等着听戏呢。” 直到喇叭重新响起她的唱声，她才露出笑容。那段《花打朝》的唱词，从喇叭里传出去，比年轻时多了几分岁月的醇厚，却依旧带着程七奶奶的精气神。有省里的专家来采风，听到喇叭里的声音，惊讶地说：“这功底，放在省团也是头牌！”

2023 年的秋天，弋凤英走完了 86 年的人生。临终前，她拉着要会敏的手，指着院子里的高音喇叭说：“那喇叭…… 别摘…… 接着唱……” 女儿含泪点头，她才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出殡那天，很多戏迷自发来送她，很多戏迷的录音机里，循环播放着她唱的《小二姐做梦》。歌声在登封的上空回荡，像她从未离开。

弋凤英去世后，要会敏在登封的戏台继续唱着母亲的戏。有一次演出《花打朝》，她开口唱程七奶奶的选段，台下突然安静了，接着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有老戏迷红着眼圈说：“像，太像了！这嗓子，这劲头，跟弋团长年轻时一个样！” 有人拿出手机，把她的唱段录下来，传到网上，配文说：“听，这是弋凤英的声音，她一直都在！”

要会敏握着母亲留下的那方帕子，站在戏台上，突然明白了母亲说的 “戏比天大”—— 所谓 “天大”，不是戏台的繁华，不是奖杯的荣光，而是戏里的魂能代代相传，是观众的心里，永远为好嗓子、真性情留着一个位置。就像母亲架在村口的高音喇叭，哪怕人不在了，那声音也能顺着风，飘到田埂上、灶房里、孩子们的童谣里。

弋凤英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载入史册的辉煌，她只是一个把豫剧刻进生命的普通人。从乡野宣传队的少女，到新密戏台的台柱子，从安徽剧团的漂泊者，到新登剧团的全能团长，再到村里喇叭里的 “常驻歌手”，她的脚步始终围着戏台转，她的心跳始终跟着唱词的节奏。她把自己的爱、痛、牵挂、执着，都融进了戏里，唱给了观众，也唱给了岁月。

有人说，豫剧是河南的魂。而弋凤英这样的艺人，就是这魂里的光。她们或许平凡，却用一生的热爱，让这束光穿越乡野与城市，照亮了无数人的生活，也让这份传统艺术，在民间的土壤里，生生不息。就像她唱了一辈子的《小二姐做梦》，梦里有憧憬，有希望，而她的人生，就是一场关于豫剧的、永不醒来的美梦 —— 因为热爱，所以值得；因为值得，所以不朽。（阎洧涛）